柳哲
　　近日，读香港出版家石景宜先生赠我的《周曹通信集》，内录周作人致曹聚仁、鲍耀明书信200余封。其中记录着周作人过年的心酸事。
　　周作晚年生活极其困窘。1961年，他想依循家乡旧习，在京包粽子过年。但小小的愿望，却因粽叶难得，妻子卧床，最终成为泡影。此年12月28日，周作人致香港友人鲍耀明先生信中写道：
　　“昨方寄一信，奉托糯米，初意在旧历新年，仿故乡习惯，拟包粽子，但现在竹箬，既然难得，而内人又久卧病，无人经营，为此特再上书，请予撤消。但另外乞寄砂糖一二公斤，则深感佳惠矣。……北京今年尚不大冷，新年将届，特发给肉票，每人可得三两，但人多肉少，至今还没有买到，听说可以买到一月二日。”
　　周作人生活之艰辛，一般不愿与外人道，但与香港友人曹聚仁、鲍耀明，却无话不谈。遇到困难时，也经常写信求助，他们则无不鼎力相助。1961年1月3日，他一封写于元旦之后、过年之前，致曹聚仁的信说：
　　“因为预备过旧历新年，所以老实不客气的，和你谈俗事了。想请你示知一下，在阳历一月底，可以寄给我的，大约有若干钱。我想《新晚报》，应不成问题，循环能支付否？‘瞎子做梦，有无出路’，均希示及。又乙酉文编，何日可有希望，亦祈费神见示。国内现无文字‘外快’可得，如港汇未能如预算的收入，则须得及早举债，故不得不急之也。幸祈恕之。”
　　周作人与曹聚仁，乃莫逆之交，如今早已成为古人。唯鲍耀明先生，年届九三，仍耳聪目明，著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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