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炭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时艺术家石家豪工作室现场情景。
东铁线的一站叫火炭。11年前，几位艺术家在这破旧得几乎要被遗忘的工业厂房里成立了工作室。逐渐，更多的艺术家迁入，然后，诞生了“工作室开放计划”，也成就了另一个“伙炭”。加了“人”字旁的火炭，的确开始热闹起来。这一帮居住在火炭的、拥有火一般热情的人聚在这里，互为伙伴。这里被滋养成香港本土艺术最大的聚居群落。
而每年1月份的“工作室开放计划”亦成为整个香港的盛事不是生活在商业社会边缘的艺术家们的小圈子活动，而是向香港公众完全打开大门，无论性别男女、身份高低、职业贵贱……这些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员本是社会主流价值下的异类，在开放的那两个周末却放弃艺术家们最为重视的创作隐私，向主流敞开怀抱，袒露香港原创艺术创作生态那是与居住条件一脉相承的“蜗居”。那些挤在狭小楼梯、走廊与艺术空间里的民众的眼神俨然与“睇楼”无异。在这个计划下，艺术家与民众，艺术价值与商业社会，亲密而疏离，公开且私密，与一个个艺术工作室无异。
从小圈子的派对变成有商业赞助的艺术嘉年华
伙炭不是一个艺术村。它没有村口，没有门，没有严苛的管理，没有清退闲杂人等。它是一个艺术群落，散落在鳞次栉比的工业厂房里，与大货柜、食品烧腊厂、鱼蛋档、小士多店同在。
华联工业中心，距离火炭地铁口最远的一栋工业大厦。
这栋古铜色的工业大楼，看起来有些破旧。附近，嘈杂的货柜车声、机器的轰鸣声不断。街边都是些简陋的士多店。想要休息下，喝点东西，都不得不坐在街边，忍受这轰鸣的力量。
大楼内更是糟糕。由动态雕塑艺术家、“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委员会负责人何文聪领着前往G 16书吧，这个位于大楼一层的空间，是传说伙炭艺术村的地面入口。横流的污水，散发着恶臭，装修的声音震耳欲聋。被沉重的推拉门锁着，如所有工厂中的大铁门。但依旧隔离不了这气味、这声音。只能放弃这个看上去很美的书店，宁可坐在路边的小椅子上。
这种情况并不是大厦装修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2006年，何文聪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与同学一起搬进了这大厦开始，这里的空气中就始终有奇怪的气味那是食品加工厂里的烧腊飘然而出的不是香气，那是生肉的腥味。而且，跟他生活在同一空间中的还有其他生物，例如老鼠与蟑螂。但始终，这里租金低廉，房间空间够大。
“12年前，当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执教的吕振光和他的学生们在这里开设了工作室。当时，华联1200呎，才20多万，而现在需要200多万。”
从2001年时的家徒四户，到现在的70多户；从只是本地大学生、当代艺术家的单一种群慢慢地变成香港人、外国人混杂，视觉艺术、出版行业、电影制作等混居的复杂生态群落。现在这里差不多有300多个艺术家，有些经常联系，有些神出鬼没。在逐渐丰富与扩张的这些年，“工作室开放计划”一直在进行中。4个工作室进驻没几个月，吕振光就借了自己的工作室给另外一名学生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个展，这个个展吸引了不少圈内人观摩，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在工厂里设工作室、开展览会是个什么模样。而这恰恰就是“工作室开放计划”的雏形。“那个时候，开放计划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聚会、派对。直到2003年末，第三届"开放计划"有组织地向大众开放。然后，现在有10000多人的参观量。”在何文聪看来，伙炭已经从当年的偏安一隅、自娱自乐，开始变得备受关注，甚至成为香港本土艺术群落工作室开放的先驱与样本。因为，在此之后，石硖尾等多个艺术家聚集地都在搞形形色色的工作室开放。并且，这几年伙炭开放计划受到了包括信和地产等多个机构的赞助。而商业机构的介入，无疑是对“工作室开放计划”大众影响力的强烈肯定。
民众以“睇楼”的表情观望工作室，完成艺术的“寻根”
石家豪，香港著名画家，曾经以《周润发的试衣室》惊艳世博会香港馆。他的工作室就在火炭。但不是在华联工业中心，而是需要穿过一两条小街道才能到达的华乐工业中心的11楼。
2008年，石家豪搬来了火炭工业区，租了工厂大厦里的一个单位，工作室大了，才会有创作大画的可能。“过去几十年间，工厂区多出了空置的仓库，租金较市区便宜，陆续有不少艺术家在这边租下空间。其实，早在七八年前，在我还尚未搬进来之前，我就关注伙炭开放计划，也跟着人流窜迹于各个工作室之间，去看朋友们最近在搞些什么名堂。然后，又有些成了朋友。这样，我也就过来了。”
石家豪从搬进火炭的第一年就开始参加“开放计划”。他会特意为计划绘画新的作品，让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都能看到他最近的状态，他会特意制作海报分发给来参观的公众。他从中午12点起，就开始等待着第一批客人走进自己的空间，等着他们翻看自己的书橱，挪动自己的画笔，或专业或者怪诞地评价自己的作品。在开放的那四天里，他活得像个明星，有人跟他要签名，有人要跟他合影，有人会提稀奇古怪的问题。“你从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出现在你的工作室中，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会跟你、跟这里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石家豪提起开放计划的乐趣时，如是说。
“香港视艺观众圈”是画家石家豪有感香港艺术受众的一个作品，说它是一幅画，它更像一张海报，甚至只是一个调查报告的视觉解读。在他看来，画廊与当代艺术空间为观众圈的中心1000人左右会去参观这些专业空间，它是艺术的中心，但受众寥寥，它是封闭的，小圈子的，难以有向外滋长的可能。第二圈层则是诸如香港艺术馆为期两个月的展览有50000的观众，为期4天的火炭开放日有10000多的参观者，为期5天的香港国际艺术展会引得60000人蜂拥而至会议中心，香港艺术中心的《艺讯》发行15000份……这些以艺术为核，却同时又兼有一定的公共性，它的边缘是虚化的，是可以往更宽广的空间拓展的。而这最外层，则是7000000社会大众，这些人面对的是商场展览、城市空间中的公共艺术以及主流传媒中的艺术报道。
“其实，与在画廊做展览截然不同，来的公众大部分关心的不是你的作品是什么，而是关心艺术家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他们怎么作画，他们看什么书，甚至，他们的房间里有没有冲凉房与厨房。公众就像"睇楼"一样看工作室，轻松、好奇，也满足他们的窥视欲。”石家豪说，“开放工作室展览的是艺术家与工作室的空间关系与情感联系。”
“原来他的工作室里也有水滴啊！”一位参观了雕塑家李展辉工作室的网友在博客上惊叹。这位以都市山水为创作主题的雕塑家“水滴”作品在香港机场、西昌地铁站、圆方购物商场等多个城市公共空间中都可以见到。这些不锈钢水滴也照样蔓延在他位于伙炭的工作室里。墙上、桌子上、天花上……在这里，不仅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作品，而是瞥到雕塑家创作20多年的风格演变与思维推进。
民众、合作机构、活化厂厦、董事会或将共同改变伙炭艺术生态
什么地方都有浑水摸鱼者。在“开放计划”中也不例外。何文聪在开放的时候丢了部笔记本电脑，也有些艺术家丢了画笔、书的。这让他们感到有些无奈。混乱的工作室原生态不会纹丝不动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中国传统的概念里要打扫干净的待客理念依旧发挥作用。何文聪坦言，很多艺术家不仅会专门为开放计划创作作品，亦有很多艺术家会因为开放计划收藏起某些不想见人的东西来。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于长江认为，艺术家们开放自己的工作室对于一个讲究隐私的都市社会而言，尤为可贵。“现代社会各领域的通用做法，就是这种规定不同时段开放，清晰的公共时段与隐私时段，保证公众性与隐私性的最佳状态与平衡。”于长江说，“对于艺术家们来说，开放的原本是应该封闭的私人空间，这是一种贡献亦是一种牺牲。在强调隐私的社会中把属于自我的东西对大家开放，本身就是给社会与别人机会，也会在客观上引发公众对艺术的兴趣。这种有限时段的开放，是在建构艺术的强烈的存在感与神圣性。倘若，一年到头都开放，反叫人没了兴趣。这有欲擒故纵的妙处。”
事实上，困扰何文聪的还不仅仅是蜂拥而至的各色观众让活动的现场变得复杂，还有参与的工作室的问题。名气大的工作室项目越来越多，没有时间参加开放计划，一些没名气的工作室恨不得每天都开放吸引民众，找寻机会。石家豪亦坦言，在参与工作室数量递增的背后，能否维持原本的艺术素质值得考究。
此外，伙炭还存在着香港所有寄生在旧工业厂房里的艺术工作室面临的共同问题“活化工厦”。诚然，这个政策无可厚非地释放了旧工业厂房的剩余价值，而艺术家们面临着被迫加租的尴尬境遇。而新锐艺术家陈晓筠更是碰到被迫搬迁的囧事。时过境迁，至今她还愤愤。
香港艺评人黎子元认为，开放计划的成熟恰恰表征着活动的制度化，意味着开放工作室的这种举措可能不会再对固有建制产生冲击。在他看来，近年来，艺术家往往也不在意工作状态示人，反而把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与画廊、艺术馆无异地将完成的作品安稳地挂在墙壁上等待观众观赏。“这种画廊化倾向的形成或许也要归因于广大观众将他们平时在画廊、艺术的观看方式与游览习惯自然而然地移植到伙炭，从而对许多工作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黎子元说，“不可否认的是，开放计划每年递增的影响力、蜂拥而至的各色观众，以及逐渐参与进来的合作机构都在改变着伙炭及其艺术生态。”
不过这种固有建制在6月份或会被打破。过去的伙炭开放计划就是几个艺术家组成一个小组开个大会，给出个策划方案，通过了，就着手干了。他们称这个松散的组织为开放计划委员会。而这种状态在今年即将改变。一笔资金的注入，让伙炭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公司。
何文聪正等着专职工作人员的到岗。他等着，有了专门的董事会之后，伙炭可能不仅有开放计划，还有驻场计划，还有其他诸多能启发香港艺术生态的新活动。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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