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中原大地的段正渠，对北方的土地和生活在北方土地上的人们，怀有深切的感情。特别是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一直牵引着他的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一次又一次从郑州出发，踏上西去的旅途，到陕北高原山乡漫游。那里的人和自然给了他最初的创作激情，《山歌》、《红崖圪岔山曲曲》等作品成为观众认识他的开始。后来的《婆姨》、《东方红》、《走西口》等作品接连问世，段正渠与粗犷而多情的陕北高原成为中国当代画坛特殊的文化景观。
　　但题材的特色并不是段正渠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中国绘画中，农民和乡村一直没有被画家遗忘。我们的绘画史上的农民和乡村，往往是以类型化的形式出现。其主流就是古代文人想象中的“渔樵耕读”，和现代革命意识形态所主导的 “苦难—抗争—解放”模式。这种主流样式的形成应该归功于开创阶段的那些杰出作品，但后来者相沿成习，类型化的作品使观众麻木和厌倦。近半个世纪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创作，当推石鲁、赵望云等人的“长安画派”。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美术家对此有所反思，“乡土写实绘画”所表现的遥远、孤独和纯真，曾使人耳目一新，但也没能逃脱被模仿、被大量复制的厄运。而段正渠的作品之值得研究和思考，在于他远离前人的图式，从自己的内心感情经验出发，试图对陕北高原的人与自然作心理层次的发掘。
　　“故事和传说——段正渠艺术30年”展览日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图为其代表作《黄河传说之四》。
　　段正渠与许多描绘陕北题材的画家之不同，在于他对北方乡土的观察与表现的出发点，既非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亦非出于绘画形式的需要，而是出于内心情感的需要。段正渠作品风格的基础，是他对乡土生活和表现性绘画形式感受的自由和新鲜。
　　20世纪90年代，从陕北跋涉归来的段正渠曾完成一组风景画，那是描绘陕北榆林附近风貌的作品，标题为《英雄远去》。那一组风景画为观众展示了段正渠艺术气质与文化修养的另一方面，表现了沉雄壮阔的历史感慨。从1997年的《夏日黄河》开始，他为我们展开了个性化的黄河图卷，这以后的一系列黄河作品里，段正渠以厚重、自由的笔触，以强烈的表现性形式描绘黄河的浪涛、黄河上空的风云以及与黄河共命运与黄河不息地搏斗的人们。
　　近几年他创作了多幅黄河船工的劳作和在黄河上捕捉巨大鲤鱼的图景。前者是写实基础上的表现，后者则是源于传说和想象的象征性演绎。与前期黄河渡船画面相比，近年的作品常常把视点拉近，突出人物的动势和神态，近距离表现黄河船工的劳作境遇。那些色彩艳丽的鲤鱼，俨然北方大地历史记忆的化身，它是如此沉重，如此硕大，曾经具有无可比拟的生命活力，而终于被人捕获。当我注视画面上背负巨大鲤鱼躯体的人们行走在河边，确实难以分辨那是一种成功还是一种失败，是欢乐的结尾还是沉痛的开端——也许画家所感知的正是这种亦喜亦悲的历史进程。
　　黑格尔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倾向于音乐性。我不能下结论说段正渠的绘画已经达到或者进入绘画的最高境界，但我确实在他的作品里感受到一种音乐性，确实在他的绘画发展中看到一种表现主体内心生活的努力。他笔下的人和自然总是随着他内心生活的波澜起伏而存在和发展，他的作品之所以使人感动，是由于它就像生命的呼吸，那是一种不能停息的活动，观众得到的是一种心灵感应而非“惟妙惟肖”的物象。段正渠关于陕北“酸曲”(民歌)给他的深刻影响，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艺术思路和创作态度的缘由：“窗外，寒风呼啸……似乎世上仅存的，唯有这粗犷激越的歌声。这种声音，这种状态，我寻找了多少年，就在这瞬间，我明白了多少年来一直被什么所迷恋……”。段正渠没有改行去唱山歌，但他以画笔歌唱了北方大地的粗犷激越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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