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一个少年一屁股坐在一块刻满似画非画，似篆非篆，难以辨识的“天书”石头上；20多年后，省文物局请过来的专家说，“这些‘天书’，是一个改写历史的重大发现，改变了史学界一直以来认为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定论。一直以来苗族有文字只是个传说，这次找到实物印证了。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首次最大规模的苗族文字发现，对研究我国苗族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3月4日至5日，记者与省文物局专家一起，走进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陡冲头村，去探访当地的“天书”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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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
　　一屁股坐在“天书”上
　　上世纪80年代末，正在读中学的黄周凡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他自小生活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陡冲头村。一次，他放学回家后上山砍柴，累了就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当他拨开石头上的杂草时，一些奇怪的刻痕就露了出来。就这样，黄周凡成了第一个发现苗文石刻的人。因为受过教育读过书，黄周凡凭直觉觉得那应该是字，但是他又一个都不认识。回家后，他向父辈及村里的老人打听，可是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些刻字的石头。从此，奇怪的“天书”一直困惑着黄周凡，参加工作后他还多方求证，甚至写过一篇《城步惊现天书》的文章，但均未引起重视。
　　一晃2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小少年也已人到中年，3月4日，已是城步苗族自治县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黄周凡终于等到了谜底揭晓的这一天。
　　去年5月，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普查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这似篆非篆、似汉字非汉字，还夹杂部分符号与印章文字的石刻，没有一个人认识。后来，邵阳市文物局副局长曾晓光经过认真研究，初步认为是十分罕见的苗文。2012年1月，邵阳市文物局将情况汇报给省文物局。
　　2
　　考古
　　“不用争议，这肯定是苗文”
　　3月4日，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熊建华陪同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党委副书记、南方少数民族文字专家李庆福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绍平教授等一起来到写满“天书”的现场进行考查。
　　A现场
　　12块石刻散布偏僻溪涧
　　记者在现场看到石刻所在地，是一个叫陡冲头白竹山的地方，这里地势险峻、山高林密、群山层峦叠嶂、溪水纵横。石刻零星散布于一条溪涧之中，最大的一块有3平方米大，耸立在开阔的田坎上，小一点的或被泥沙和灌木掩埋，或因风雨侵蚀而断裂横卧于草丛中……这些天然的不加修饰的石头上所刻的字多则上百个，少则二三十个。此次专家们在已发现的石刻周围又发现了9块苗文石刻，加上以前发现的3块共12块。 专家们判断，在这一区域还有更多的石刻没有发掘出来，兴奋的专家建议，这里应该叫：“城步丹口镇陡冲头村摩崖石刻群。”
　　曾晓光告诉记者：“正因它们藏身在海拔较高、交通极其偏僻的南山山腰，故得以保存至今。”
　　B专家
　　改写历史，苗文不再是传说！
　　“不用争论，这肯定是苗文。”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党委副书记、南方少数民族文字专家李庆福教授惊呼：“这是一个改写历史的重大发现，改变了史学界一直以来认为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定论。一直以来苗族有文字只是个传说，这次找到实物印证了。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首次最大规模的苗族文字发现。对研究我国苗族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认定这是苗文，而不是其他文字呢？
　　专家们认为：清代末期陆云士(又名陆次云)所著的《峒溪纤志·志余》中专门保留了“苗书二章”，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城步苗文资料。另外直到现在，城步一些上了年纪的苗族木工，仍在使用一些较为简单的苗文来记数或在木料上做记号。
　　C猜测
　　苗民起义祭祀时遗存
　　曾晓光告诉记者，这些石刻处于历次城步苗民起义的核心地带，距苗民起义军领袖李天保的老营仅一山之隔，距今绥宁黄桑坪苗乡上堡村的上堡苗王古国金銮殿遗址约十几公里，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应该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曾晓光介绍：从3号石刻上生长百年以上的杂树与石刻的关系分析，石刻应在杂树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推断石刻为清代。
　　这些大石块都取材于当地，都字面朝东，背对高耸如云的观音山，应该是苗民或苗民起义军在某些重大事件或宗教活动中向西面对观音山祭祀的遗存。
　　3
　　保护
　　原址保护
　　目前，文物部门已对当地村民进行了初步的文物保护知识的告知，比如告诫村民除了文物考古部门的工作人员之外不要带人到现场；不要移动石刻；不要砍伐石刻周围的树木，最大程度保持其原本面貌。如何保护这些石刻，省、市文物部门倾向于原址保护。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只有原址保护才能最大程度彰显石刻的文化价值。
　　解谜：
　　苗文内容待研究
　　苗文石刻到底记录下了苗族怎样的信息，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等待人们去研究。熊建华告诉记者，文物部门即将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之后是对发掘出的苗文在笔画、音、形、意等各方面进行研究解读。
　　相关链接
　　苗文两百多年前湮灭于战火
　　苗文何以被人淡忘？据清代《宝庆府志》、《城步县志》和《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等文献记载，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七月，城步爆发了以苗族头领粟贤宇、杨清保领导的大起义。这次起义长达3年之久，声势浩大，但终因寡不敌众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二月失败。在这次苗民起义中，苗军运用苗文印制了大量的文告、手札、书信、印信和图章，这些苗文字“形似蝌蚪，似篆非篆，毫无句读可寻”，只有苗军能识。起义被剿灭后，乾隆皇帝特意下旨：“从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销毁，永禁学习。”(见《朱折》冯光裕折)。于是，朝廷对苗族聚居区进行挨家逐户地全面搜抄、清查、销毁，永远严禁学习和传承使用苗文。在清廷的镇压和对苗文彻底的禁锢下，城步苗文在湘桂黔边区慢慢消失，至今未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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