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至9日，倪萍(微博)的上百件画作将在北京荣宝斋(微博)大厦亮相。这是这位著名主持人继去年10月在深圳美术馆初试啼声之后的第二次个展。据媒体报道，已经有人对其中的画作开出了30万元的高价。消息传出，引来许多议论。
　　“美术界”和“娱乐圈”原本都在“文艺”的同一屋檐下，进入市场化时代之后渐行渐远，但近来似乎又有些相互“跨界”的意思。“美术名家”和“娱乐明星”同登一台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日前著名雕塑家潘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不要把艺术界和娱乐界搞在一起。两者之间是否真的要泾渭分明？还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此话题，不妨请专家学者一谈看法。

　　雕塑大师
　　潘鹤：美术界不需要掌声
　　日前，著名雕塑家潘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娱乐界要的是票房，要有人鼓掌，但艺术不能靠这个。伟大作品很多都是没有人鼓掌的，伟大艺术家很多生前很苦，只爱一个人，投入所有感情，不投社会所好。现在很多人东抄西抄、沽名钓誉、弄虚作假，这些不是艺术家的范围。他并言，现在一些人看艺术作品仿佛“嫖客找妓女”，因此对一些艺术创作的评价也很难拿看待“大家闺秀”的眼光来类比。他认为这种风潮“都是表面浮华”，“不然几千年能留下来的东西早就多得不得了了，但其实才能剩下几个人？”
　　广州艺术博物院(微博)院长
　　陈伟安：跨界也需要作品说话
　　陈伟安表示，当下艺术的“娱乐化”现象很普遍，而且分为两种：一是“艺术家”采用“娱乐圈”习惯的手法进行包装、策划、营造话题，甚至制造噱头等；二是“娱乐圈”中人进军“艺术圈”，“这又是好一番热闹！”
　　先说前者，一些艺术家身上体现出的“娱乐化”倾向，实则是事业、专业突破的需要，是运作手法和外在的表现，当然其中不乏专门冲着“眼球”去，急功近利，企图以“惊世骇俗”的手法、工具、材料博名博利的人物，“我理解潘老批评的应该是这类东西”。但真正的艺术家，不是靠这些东西维持关注，因此通常不会有太不靠谱的举动，所以也不用大惊小怪。而即使对于这样一些现象，大家也不妨多几分宽容，它们的存在有其原因。
　　娱乐圈中人跨到艺术界来，近年也渐成潮流。陈伟安说特别在北京等地，不少歌唱家、演员、主持人“一转身变成‘著名’画家，做起活动来动静还挺大”。这好还是不好？他认为也可以理解。一定程度上说，这些人也可以被视为“文人”，有文雅的追求，有寄情“艺术”的需要，也很正常。此外也不排除一部分人在离开前台，或者退居二线后，靠这种方式保持关注度，营造另外一种声望和财富通道，以及保持人脉的考虑。在这种娱乐式的喧嚣之后，其实还是作品说话，如果其中有悟性突出之人，自然会出来。所谓术业有专攻，每个行业有自己的规律，“跨界”成不成功，作品能否保持长久的市场热度，外人似乎也不必操心太多。
　　冯原：不要用二元对立思维来看今天的艺术生态
　　中山大学教授
　　冯原：不要用二元对立思维来看今天的艺术生态
　　冯原说，认为艺术家不应当如娱乐界般去寻求“票房”和明星化，应该说是从“古典型价值观”出发所做出的判断，从年纪和辈分来看，很多老一辈艺术家都有这种习惯性的思路。但是，放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里，这种在二元对立思维中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就很有问题了。“我认为今天这种态势比过去更好”，冯原说，“如果将艺术看作一种生态，那么能够让其保持多样性、更多可能性、创造性、不确定性的环境，应当说就是健康的”。
　　基于此冯原认为，艺术家重“票房”，走明星路线并非是件坏事，但也并非是件好事，他“抱以某种程度的乐观”。因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是允许各种不同的探索性、选择性，“不允许选择才是最可怕的”。年轻一辈中会有人走明星路线，走市场化；但也一样有人会继续从事严肃的创作，会选择坚守的态度。特别在当下社会里，艺术已经成为一种策略和游戏，像一场复杂的赌局般，选择市场就既有可能选择获利，也有可能选择了亏损。基于市场的风险概率，人们其实根本没必要对此过度担忧，因为社会运作的机制和规律会创造出一种“奖罚条件”，“若是人人都走机会主义路线了，都去浮躁地追逐市场利润了，这条路提供的回报就必将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坚守的少数派，他们的回报就会上升”，所有参与其中的艺术家们，都将自有其适应性。
　　广州雕塑院院长
　　许鸿飞：艺术家当明星不是坏事，但不是想做就能做
　　没必要特别刻意地回避艺术家明星化、娱乐化的话题，“(作为)艺术家，真的有人接受你，把你当明星，也不是坏事。至少说明他认可你的东西，说明你有很大的特点。明星大家都想做，但不是想做就能做。有的艺术家一辈子都认为自己很厉害——出去很多人不认识，怎么能说厉害？”
　　“现在社会的透明度很高，与以往不同，老是愤世、不满，心态不对，怎么搞艺术？怎么体现艺术的价值观？艺术家应该有热情、爱生活，现在很多幸福、开放的东西，应当赞美、歌颂，宣扬向上的力量。当了明星之后，更有带头的作用。”许鸿飞说，“我们现在是太没有个性。你要让人家认识广州，首先要让人家知道广州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氛围。你说你有个芭蕾舞团，没有用，要说芭蕾舞团里有哪些明星。艺术家可以塑造品牌，带动产业。”比如日本的村上隆，世界皆知，把整个日本的当代艺术都提振起来。而且不光是艺术界，哪里都一样，最近大火的NBA球员林书豪就是例子，“多一些这样的人不好么？生活又丰富，又热闹。”
　　至于如何成为“明星艺术家”，许鸿飞认为最重要是创造性，“没有创造性，永远跟风、跟前辈，与时代不协调，没价值。‘价值’是人家给你的——但不是评委给的，评委给的是荣誉，有的艺术家一辈子就是一堆证书，没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躺在上面做了很多没意义的事。”达利在还没有那么大名气的时候，敢举个“我是达利”的牌子上大街转悠。他疯狂，是因为他真有实力，也相信社会能接受他的东西，有这个底气，“现在有的人出去都要介绍说是几十年前做了某某东西的某某人，那怎么行呢？时间很快，一个人一生能做多少东西？一年前的东西就不要提了。每个展览都要有新的面貌。现在做什么，未来做什么，一步步要有个系统。我现在为什么要换材料呢？因为大家都在关注你下一步怎么走。很多人一辈子就几笔兰花、几笔梅花，这是技法，不是创造性。最近黄永玉用广州话给我写了几个字‘蛇不蜕皮就死紧’，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大家都想装，想包装，宋庄、小洲村那么多人，但能数得出的有几个？包装需要实力，一是作品实力，二是经济实力。”许鸿飞说，“很穷怎么搞艺术？中青年不出名，到死了没用了！很多人没有想法，说明他生活单调。现在那么多很时尚的会所，很多成功人士、企业高管在那里，用艺术、用文化去征服他们，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一定要蹲在村子里？”
　　许鸿飞说，艺术家也可以喜欢名牌，喜欢美食好酒，但一起吃东西、喝茶、喝酒，是为了积极地思考，为了想以后的东西，“有些人总说面包会有的，消极等待，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以为你是天才，人家也在努力，成功也不容易，要想想你用什么东西去打动他们。”
　　“不能总说艺术家炒作，不‘艰苦奋斗’，这是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才会有的想法。”许鸿飞说，“为什么艺术家不能去利用社会的资源，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有名堂为什么要躲躲闪闪，不到社会上让人们都知道？多点这样的人，至少不会给社会造成负担，不用让社会来救济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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