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宗祠与现代民居比邻共存，已成广州城中村一景，虽然看上去不那么“阳春白雪”，却更有着浓浓的人情味。

　　“未有河南，先有沥滘”，这句俗语道出了沥滘村这座有800年历史的古村在广州的地位。按照广州博物馆一位从事了30多年文保工作的老专家崔志民的说法，这已经是广州仅存的拥有丰富文化底蕴和比较完整历史遗存的城中村了。

　　在梁思成林徽因、重庆蒋介石行营分别遭遇“保护性拆除”后，广州海珠区公示的沥滘村城中村改造方案中，一些宗祠再度面临“保护性迁建”的命运。那些尚未挂上“文物”标识的建筑，是否也会面临着如同梁林故居一样的命运?

　　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城中村改造已经势在必行，但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与遗存我们也不忍丢弃，这“拆”与“建”的两难问题已然成为摆在广州，甚至每座高速发展城市面前的难题。是否真的必须要有一个取舍?还是在这两个看似悖论的选项之间能实现共赢?南方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文物保护专家。

　　“未有河南，先有沥滘”，这句俗语道出了沥滘村这座有800年历史的古村对于广州的地位。而如果放在当下声势浩大的“城中村改造”大背景下，这座古村显得有些“遗世独立”，按照广州博物馆一位从事了30多年文保工作的老专家崔志民的说法，这已经是广州仅存的拥有丰富文化底蕴和比较完整历史遗存的城中村了。“你还能数出哪个吗?”他有些悲哀地反问记者。

　　然而，这座“最后的城中村”最终也逃不过改造的命运。按照目前公示的规划，村中的13座祠堂中除了卫氏大宗祠、御史卫公祠、石崖卫公祠、志宇卫公祠和心和卫公祠因属于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将得到原址保护外，其他宗祠可能面临“保护性迁建”，即原砖原瓦拆除并异地重建。

　　对于“保护性迁建”这个说法，崔志民说，除了国家重大工程，如三峡大坝因为水淹不得不拆除文物在异地重建外，所谓保护性拆迁、拆建、迁建的说法都不成立，“都是骗人的，即使用原来的材料，也不可能还原当时的建筑技术、形式和手法，而且文物的价值和周围的环境空间密切相关，是千百年以后人们考古的依据，如果仅仅是在建筑意义上重建，那只能是仿制品。”崔志民激动地说，当时猎德村改造时，开发商也跟村民说会重建宗祠，“最后我们去看，半块原来的东西都没有，完全没有了文物价值，我们不能重复那样的悲剧了!”

　　对于沥滘村来说，“悲剧”已经在上演。2009年初，一座明末清初的沥滘祠堂被开发商夷为平地。“当时这个祠堂已经登记成为文物，只是还没有挂牌，我专门告诉开发商‘这是文物，不能拆’，文物部门也出具了文件，但就在第二天凌晨4时，这些人就偷偷地把祠堂拆了。”崔志民说，现在从登记到挂牌“走程序”的时间过长给了许多强拆一个借口。“当时开发商的理由就是不知道是文物，最后赔300万给沥滘村了事。你又有什么办法?”

　　“他们钻了法律的空子，没挂牌的文物就算拆了也可以推说不知道，《文物法》也奈何不了。”崔志民说，目前对于这种破坏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并没有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大多都是赔钱。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教授汤国华也认为，处罚过轻是目前私自强拆猖獗的原因之一，“不要谈刑事处罚了，就连行政拘留都没有。如果有这一项，开发商也就不敢随意去碰了。”在汤国华看来，国内的文化保护法规在处罚程度上还有待加强。

　　村民宁愿看着百年祠堂倒塌

　　［就算修好了，到时候不还是被拆？还不如让它塌掉。］

　　“当时祠堂被拆后，许多海外侨胞回来都在哭。”崔志民说，广州人的宗族意识很强，这让古宗祠的保护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许多村民愿意捐钱修复祠堂。”但城中村改造让村民的这种愿望变成了一种恐惧。“有些村民本来商量着一起出钱维修一下已经破败的祠堂，但听说要城中村改造了，计划就搁浅了。他们说：‘就算修好了，到时候还是被拆，还不如让它塌掉。’”谈起这件事，崔志民说自己永远忘不了眼睁睁看着宗祠倒塌的一幕。

　　境况更加堪忧的是沥滘村中的民居，如果说宗祠还承载了村民们一种古老的信仰和仪式感，那么民居则成了彻底的“鸡肋”，一些民居长期无人打理，“铁将军”把门，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屋主早就出国，不在这里住了。在这次公示的城中村改造方案里，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并没有被列入保护的名单中。即使是媒体和村民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民居的价值。年轻的沥滘村村民们甚至希望这些已经破旧不堪的房子快点拆迁，可以多分一点钱，还可以住上新房子。

　　在崔志民看来，这些民居才代表着真正的岭南风格。“广为认可的广州特色建筑有骑楼、八旗大屋、西关大屋，还有就是沥滘村里的这种三间两廊的民居建筑风格，这其中，八旗大屋是从北方传入的，西关大屋借鉴了苏州的风格，只有三间两廊是本土固有的，而且这种建筑形式历史最为悠久，汉代出土的古墓中就有这种建筑模型。”

　　“八旗大屋和西关大屋都没有了，如果沥滘村再拆，就已经没有什么建筑可以代表广州特色了。”崔志民认为广州的文物保护存在一个误区：重宗祠保护，轻民居保护。“可以在村中挑选几座有代表性的民居保存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而汤国华的观点则较为温和，他认为对于尚未判定为“文物”的民居，可以判定为历史建筑，“不仅是建筑级别的判定，连搬迁的方式具体是整体搬迁还是拆除搬迁也需要做了调查之后再决定。”他指出，前者的风险较大，但后者的破坏性更强，“国内外拆除搬迁的成功案例非常少，在拆除的过程中，木头、绳口因为年代久远容易断裂、损坏，原始构件少了，还怎么尽可能复原?而整体搬迁的过程中，房子又容易开裂，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即使是判定为‘历史建筑’，国家也主张原地保留。”

　　城中村改造与文物保护并非水火不容

　　［修复祠堂，恢复沥滘水乡面貌，对于开发商来说也是附加效应。］

　　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保护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与遗存也逐渐成为共识，在“拆”与“建”之间有没有可能寻找一个双赢的模式?从近期的新闻来看，这似乎是个难题，这也是“保护性拆除”等名词应运而生的背景。然而，在崔志民看来，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甚至可以找到一种“共生”的模式。

　　崔志民认为，苏州和扬州进行旧城改造的模式值得广州学习。“苏州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无论你走在何处，都能看见灰瓦粉墙，“一走进这样的城市，你就会知道来到苏州了，但广州呢，还有什么让我们能知道自己身处广州?”崔志民说，沥滘村周边不是不能建商品房和高档住宅，关键是要和周边建筑风格保持一致，“可以将一些古老的建筑符号，比如锅耳墙、石湾陶瓷装饰等元素融入现代建筑设计中。”崔志民说，这在广州也有先例可循，如位于北京路省财厅后面的建筑就参照了财厅的风格，所以看上去天际轮廓线并没有不协调之感。“广州现在建了许多模仿苏州园林的楼盘，这太看低自己了吧?其实广州也有自己的特色建筑，需要有人去坚持。”

　　在崔志民看来，按照目前的规划，将祠堂集中在一处并非最好的办法。他建议，可以按照不同的朝代保留一座典型的祠堂，甚至可以借鉴扬州的做法，通过道路改造将文物点串成一线，让文化给旧城改造增加附加效应。“沥滘村原本有很多涌，只是后来填成了马路，如果将原本涌边的道路凿开，恢复沥滘村水乡面貌，再种上树，修复那些古色古香的宗祠，那么对开发商在旁边建楼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是不是会更好?”

　　■文物部门说法

　　祠堂都已列入文物线索

　　原则上应原址原状保留

　　针对沥滘村城中村改造中祠堂和民居该如何保护，记者昨日采访了海珠区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对于上文中所提到的5座已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祠堂，已确定进行原址保护。除此之外，原址保护的还有广州市界碑。

　　而对于其余祠堂的“保护性迁建”，该负责人表示，这些祠堂都已被列入广州第三次文物普查文物线索，因此原则上应当原址原状保留。“如果实在与规划内容有冲突，需要报批规划方案，等文物部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后方可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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