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的“我热爱生活胜过一切,我热爱呼吸胜过一切……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几句话就把过分追求“艺术为艺术”“艺术就是艺术自身”“艺术的本体价值”的方向引导到了艺术的出发点和归宿。其实,他说的这些道理,在普通人看来,本就稀松平常毫不出彩,是一个不需讨论的基本常识。为什么这些话在艺术界就被尊为“大师”的棒喝?
只能说明,艺术界太容易犯常识性的错误了。不少文艺从业者可能认为文艺是超越于凡俗的,阳春白雪是一定与下里巴人不同的。其实,这里可能更暗含着一种潜在的观念:现实是庸俗杂乱的,要搞懂现实很难,要掌握现实规律并在现实中摸爬滚打很难,于是,找一条“高雅的”“精英的”“远离而超越现实的”路,让自己可以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如果这样,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一种软弱和不负责任的心理,是一种以为“可以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地飞行”的思维。现实是复杂和有难度的,但正因为有难度,高度才有可能建立。而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现实的依托,哪来超越、如何超越?
从这一点来说,若杜尚说生活重于艺术,方力钧反复说自己是普通人,徐冰重视“准确、结实、实用主义”,王广义强调从人文热情的虚妄迷雾中走出来……他们所说,对普通人而言,似乎不但不高明,而且是太初级无需讨论了。但恰恰是这些回到普通人的初级常识的见解,让艺术界的人赞叹和佩服。就像徐冰反复说:他的作品,对知识分子特别有效。言外之意,即某些问题是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比如太把知识当回事而忘掉源泉、本末倒置了。
艺术界有很多轻视现实、非实证、空谈玄谈、貌似宏大却不着边际不切实际以至不知所云、用夸大其辞的非理性煽情话语把很多东西神秘化的现象,但当用科学、实证的精神来分辨时,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简单明了。
比如“天人合一”,非常宏大而神秘的词汇,让人乍听不明就里但又感觉很重,容易因其表皮的宏大神秘而让人晕头转向。但从实证的角度看,其实是一个最初级的常识: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要顺应自然规律。比如“天道”,从科学角度解释就是“自然规律”。现在我常常从艺术圈听到如此论断: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以矫正西方文化,把人类从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困境和厄运中解救出来。问题是:这个精髓是指什么?西方文化又是指什么?如果连这两个问题都说不清楚,如何得出如此确切的论断?
我认为,只有人在现实中所遭遇的“问题”,才是本体。可以说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应对态度和解决方式不同。这个角度,是可以大致谈谈的。把中国人和别国人本质化,却忘了首先都是人,忘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需要共同面对某些问题的现实。
可以说,国人或者亚洲很多文化区域中的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直觉的感觉体验是更真切、踏实、准确的,所以,这些人在面对问题时,往往会基于直觉感受而直奔问题、一步到位,而且因为直奔主题,在具体做法上可以松动灵活、随机应变。这种思维,也就是人们描述的:水性思维、不拘一格、无法可循……再往前回溯,《道德经》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已经把真实、真理界定得非常到位——它从根本上无法用言语等来准确、全面把握,只能用本能的、直觉的体验来把握;所以,它是混沌的、放松的、流变的。禅宗就是因为真实、真理不可道、不可名,而“不道、不名”,直指人心。后现代哲学一再强调的“身体”,本意应该就是把握它。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之前的“现代性”的硬、僵、紧和局限。从这个角度看,东西方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只是东西方面对相同问题时的方式、方法是有所差异的。
从这种角度来考虑,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矫正或补充“西方”“文化”。此外,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只能具体对待,看作为此时此地的每个个体,有什么区别于别的个体的方向和做法。这时,“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是非常精彩的。别扯什么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回归自然是解决全球环境、能源危机的良方。面对全球环境、能源危机,西方人一直在努力提出各种具体而微的方案并身体力行,包括通过“反资本主义逻辑”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我看到的不少中国同胞,在日常生活中的浪费现象(不是“消费”)和破坏环境现象,其环保意识之差,实在让我难以相信这些“有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人何时会解决全球性的环境、能源危机——基督都要努力“道成肉身”,这些人在现实中做了什么?如何让他们的伟大理论落地?当我参加完王久良作品《垃圾围城》的研讨会后,当天就让同事把办公室的垃圾桶分类,并告诉大家应该分类投放的原则。但几天后就发现,认真做的人越来越少(本来就漠视现实细节、不以为然的人就更别提了),一段时间后,除了我就很少有人坚持做了。
读书人迷恋书本,艺术家迷恋作品,这些无可厚非。但直接向源泉学习,其实更方便、更扎实、准确,并能在触摸源泉时有所发现,从而有踏实地“创新”。一个专注于触摸现实的人,几句朴素而踏实的话,往往更接近真理。否则,陷进文本、概念、逻辑却架空现实的系统中,越陷越深,最终带来的只有虚妄。
作者:杜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