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不是挖宝，水下考古也不是为了打捞沉船上的宝藏。相比于船上的瓷器、金银器，对历史疑点的追溯是最重要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所前所长刘庆柱在采访时表示。25年前，海底珍贵遗存的初现，让中国考古人第一次将目光投向苍茫海洋。一段段关于中国海洋商贸的历史与记忆也在逐渐被廓清、还原。
　　以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于1987年成立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为标志，中国有了自己的水下考古学。在人员配备、技术和设备上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积累，更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整体打捞”工程。刘庆柱曾走访欧洲、日韩和美国的水下考古队，也多次参与“南海一号”打捞与保护的专家论证。在他看来，“目前，中国水下考古的水平至少不落后”。
　　近年备受瞩目的“南海一号”，虽然仅是中国水下考古的一个特殊坐标，却与中国水下考古的25年相互依伴。除了“南海一号”，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平坦大练岛一号沉船、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皆为重要的水下考古项目。截至目前，我国的水下文物，仅经过正式调查的就有200多处。虽然阳江市博物馆馆长张万星表示：“现在还没有对中国水下遗址数量的大致估计。”无论如何，一张打捞历史之网已经在中国海岸线铺开。
　　被盗捞刺痛的神经
　　中国海疆，泱泱300万平方公里，究竟有多少未知的遗迹？仅以南海海域为例，此处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世界“三大沉船坟墓”。有学者猜测，宋元以来，10万艘古沉船沉没于此。
　　1986年，这样一条新闻引起人们的关注：1985年初，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打捞了一艘古沉船，船上满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这是 1943年法国海军发明了被俗称为“水肺”的水下呼吸器，6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探访公元7世纪的古船为世界水下考古学标注原点后，中国考古界首次将目光投向海洋。
　　之后，哈彻将这些青花瓷委托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那次专场拍卖，共计出现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国家文物局得到中国瓷器将被拍卖的消息时，曾经试图阻止，惜未成功。于是，文物局委派陶瓷研究权威耿宝昌、冯先铭赶赴荷兰进行回购。
　　开拍那天，佳士得富贾毕至，3天竞拍结束，总成交价达2000万美元。高出起拍价十倍的成交价让耿、冯二人在拍卖之时根本无力举牌，最终黯然归国。没有带来瓷器的耿宝昌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发展水下考古研究”的建议。被外国盗宝者屡次刺痛神经的中国人知道，文物之上承载的感情和尊严岂是几千万美元可以换得？中国考古从田野到水下的延伸箭在弦上。
　　此时， 距离“南海一号”向世人昭示其存在只有一年时间。如同许多考古发现缘于巧合一般，1987年“南海一号”的发现则始于英方对另一艘沉船的寻找。英国为了打捞东印度公司一艘在南海海域沉没的古船，向中国提出联合打捞申请。苦于没有水下考古技术的中国人积极地与英国展开了合作。在文献资料和声呐等仪器的辅助下，打捞船在南海上下川岛海域用抓斗进行样本采集。用水管冲开淤泥，一条长1.7米、重575克、纹饰精美的鎏金腰带在一片淤泥之中赫然闪现。中方工作人员根据经验认为这并非“莱茵堡”号上的遗物，而应属于中国商船。于是，打捞行动中止，参与联合打捞的广州救捞局保全了预想当中的这批文物。然而，他们不可能想到的是：当时保全的文物竟来自一条如此巨大而完好的商船，这艘商船船体高大、装载着来自景德镇、龙泉、德化、磁灶等窑口的6万多件瓷器及金银器、漆器等商品。20年后，中国为这条被称为“南海一号”的古沉船投入3亿元人民币，将其整体打捞，装进了一座巍峨的“水晶宫”。
　　“相比于船上的瓷器、金银器，对历史疑点追索是最重要的。毕竟，考古不是挖宝，水下考古也不是为了打捞沉船上的宝藏，而有着超越经济之上的意义。像航海日志、丝绸这样软性文物在发掘当中应尤其注意。”刘庆柱告诉记者。“考古不能用花钱多少衡量，追求的是超越经济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在调查、研究实力尚未具备之时，广东省派出过一支队伍专门保护“南海一号”免受盗捞；1987年，考古界吹响了组建水下考古队伍的集结号，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198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合作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水下考古人员培训班。
　　中国水下考古由此滥觞。
　　一波三折的水中求索路
　　2007年12月，当时亚洲最大的起吊船“华天龙”号与在海底沉睡840多年的古沉船对接。随后，12月28日，“南海一号”终于离开它昏睡了840年的海洋，被安放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这一天，距“南海一号”第一次被发现已过去19年。漫长而曲折的考古、打捞、论证、保护，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每一跬步的进展。国家水下考古队员、张万星全程参与了“南海一号”考古，并在2003年担任“南海一号”考古队副队长。在与海水打了多年交道的他心中，对大海的感情仍是敬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海底有洋流、涌流，情况时时刻刻在变化，人在水下的活动非常艰难。”人类的进化让肌体逐渐止步于海洋，而中国对航海记录的缺失，又让对水下遗迹的定位与研究更加艰难。“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主流的国家，对于航海商贸没有详尽而确凿的典籍记录。” 　　

　　在张万星的回忆中，“南海一号”如中国水下考古的缩影，进程一波三折。
　　1987年到1989年时，中国人尚没有能力独立担纲水下考古的工作。自1987年偶然觅到“南海一号”踪迹之后，1989年，中国又与日本展开合作。当年11月19日上午，日方水下考古队员吉崎伸和酒田裕下水测量，中方考古队员张威则负责采集样本并带回青白釉瓷片。这些瓷片后经鉴定被确认为宋元时期的瓷器残片。1989年的这次中日联合调查尚未结束，日方也因为资金短缺而退出项目。水下考古行动再一次中途停止。
　　直到2001年，水下考古技术在各方面日趋成熟，“南海一号”水下考古工作重启。“2001年到2004年的考古工作目的是定位并探查船的情况。” 张万星说道。在此期间，中国考古队员开始对沉船进行实地勘探、采集样本，以掌握沉船的尺寸、年代、保存情况以及装载货物情况。对当年入海调查的情形，他记忆犹新：“在找到一个水下疑点之后，我们就会丢一个铅块去定位遗址。绳子的一端连着沉船上的铅块，另一端由即将潜水的考古人员拉着，水面上还有一个浮标。潜水员沿着水面的浮标慢慢靠近目标，靠其看清前行的方向。”
　　海水变化诡谲，考古工作人员的工作充满着不确定性。“海上时刻可能出现洋流和风浪。我们通常在一天高潮和低潮之间的平流时间开展工作，否则猛烈的水流会带来勘探危险，如果波浪太大，人就只能在与海浪搏斗中耗费气力，难以靠近目标。有一次，平流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工作没有完成，我就眼见潜伴不停地用水蹼击水，花了十多分钟，还是游不到50米外的浮标处。”
　　至2003年，水下考古队员对“南海一号”保存情况、船体情况以及周边环境等的精确调查，为之后的专家论证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基础。这一年也是决定 “南海一号”命运转向的时刻，关于整体打捞“南海一号”并建立“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方案正式确立。之后的四年，各个学科的专家对打捞与保护工程进行反复论证。在“南海一号”考古工程上，政府与专家不可谓不审慎。论证过程中请了华南理工大学进行工程可行性论证，也汇集了各个学科的专家进行论证。
　　“水晶宫”的遗憾
　　张万星2010年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没有这些淤泥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南海一号了。”
　　“与国外一些沉船的打捞方式相比，我们选择的是维持沉船原本保存环境的方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张万星说。不论是周围的海水还是包裹的淤泥，对于 “南海一号”的保存都有尤为重要的作用。而当初之所以选择整体打捞并建造“水晶宫”，也是为了模拟沉船在海底的保存状态，维持其各项指标的稳定。
　　但近来，从考古学家中传出的消息却令人生忧。此前，有媒体传出消息，“水晶宫”的水质出现发臭迹象，沉船的保存状况不尽如人意。当记者带着问题向刘庆柱求证时，他说：“因为水压、温度以及流动频率的变化，船周围的水已经发臭。这说明微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由于当时大家都缺乏可以参考的经验，水晶宫中的海水过滤循环系统尚且做不到完全模拟原来状态。”张万星这样解释。
　　另据不愿透露姓名的考古专家向记者透露，2011年，为了便于操作，工作人员曾将“水晶宫”中的水降低到操作台以下，使得“南海一号”的一部分暴露在空气之中。考古专家更是目睹了淤泥上汩汩冒泡的状况。
　　“南海一号的打捞和保护是一个跨学科工程，其中牵涉力学、海洋环境保护、化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大家都不具备充足经验。”刘庆柱告诉记者。 　　

　　“打捞的准备过程其实是相当漫长的。自重启勘探工作到正式准备打捞。前后准备了将近十年时间。”刘庆柱就在当时屡次参与了“南海一号”考古方案的论证。现在，刘庆柱甚至都已经记不清开过多少次的论证会了：“很多问题，当时是屡次讨论过的。”
　　在刘庆柱看来，当时确立的原则可以用“审慎实验”、“绝对保护”来概括。“保护是绝对的，考古不是挖宝。不能为了追求经济价值而降低了水下考古的意义。打捞和保护必须经过实验，要有十足的把握，没有把握宁可不做。”
　　然而，现在回看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仍有遗憾。
　　“没有先例和经验”也是刘庆柱和张万星共同提到的。“这样的整体打捞工程的确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创举。”张万星说。刘庆柱曾经走访过欧美、日韩多个水下考古队：“这样将包含了8万件文物的沉船整体打捞上来，而且不是因为商业性的操作，据我所知，不敢说绝无仅有，至少是极为罕见”。
　　“"南海一号"是发现的过程，也是水下考古事业进步的过程。只能尽可能将损失减轻到最微小的程度。”刘庆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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