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年飞机轰鸣的昆明关上街 朱勇收藏
“影像的每件作品就是一个零星的点,只有当一定规模后,规律才浮现出来。”朱勇说,当到了规律浮现时,他也就完成了收藏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朱勇拿玩核桃的人话说就是:盘。
为何要“盘”?朱勇说,他是想用别人的作品来“编织”自己的作品,进行二度创作。“这就像指挥家。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何要找好的指挥家?小泽征尔为何厉害?他其实也是在创作自己的作品啊!”
朱勇对“盘”什么影像就相当清楚。他关注的都是近代中国的影像,收藏的都是活着摄影家的作品。而且,他的收藏对象并不是那些大众欣赏的所谓“漂亮”的照片,也不是所谓的当代摄影,而是那些关注社会进程或者在社会和摄影史上有特殊影响的作品。如果说门类,更多的是关于人和事件的作品,而不是大多数的摆拍作品和风光片。
其中,朱勇最重要的收藏便是吕楠的《四季》——那是吕楠在西藏经历15年苦行僧般生活后,从12.6万张底片中选出的109幅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春播到秋收,从炎热的夏季到寒冷的冬季。一幅幅影像版的“古典主义绘画”反映了那些人们曾经经历过、但在大多数地方已经消失的人类健康而质朴的生活。
为什么选择了《四季》?朱勇认为,那是吕楠艺术生涯的最高峰。“他那会儿不是在有意创作。”朱勇举例,如果把吕楠的艺术生涯比做1小时长跑,那《四季》就像是跑到第55分钟时的状态,“那是最有劲儿的时候。”在那一刻,初期痛苦的积累已经完成,激情已经酝酿完毕,到了该出作品的点了。而吕楠在《四季》后的作品,就像“歇了不知几个小时后再跑”。所以,朱勇跟吕楠打了不知多少次赌:“你今后再也没法超过《四季》了。”
的确,朱勇会执著地去寻找那些艺术家“无意”时拍出来的作品。“在拍摄之前和拍摄时,摄影师是不可能想到结果的,也不能考虑结果的。而且,在拍出一张感动全世界的照片之前,这位摄影师往往还需接受千百倍的苦难。”朱勇最近的目标是任曙林的《中学生》系列,当时任曙林拍完后从未想过发表,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埋藏到21世纪初。
就如此般,朱勇在收藏影像作品前,总会考察摄影家的拍摄习惯、思维模式,甚至生活状态。要知道,吕楠是摄影圈里的“异数”,很少跟同行交流,无数的影展邀请他参加,但他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被人称作“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充满神秘感。朱勇能深入了解吕楠,实属不易。
那么,“盘”影像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朱勇眼中,影像作品的评价体系可类同文献,一是发行量,也就是传播广度,看有多少人知道这张照片;二是引用程度,看有多少事情会用这张照片来解释。朱勇更看重的是影像的引用程度。就如同高尔基的《海燕》一样,可以解释人性的多少内涵。在影像界,这就如同解海龙的“大眼睛”,不知为多少人改变了命运。这些被多次引用的影像,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反映,成为人类重要的精神遗产。
朱勇最终想做的,便是挖掘并组合一些当代中国的经典影像。“它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高潮,我会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形成连续的高潮,完成一个激昂的乐章。”而且,朱勇完成的这套自己的收藏作品集,并不是如《名人名言录》之类的拼凑之作,他需要的是用影像表达自己的理念,这个理念已经超越影像本身,那就是:所谓的幸福快乐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和物质、环境都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朱勇收藏了许多有关父子之间场景的照片,上至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下至朱宪明拍摄的农民。最后朱勇发现,父亲们的表情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一个男人在自己孩子面前特别的感觉,说慈祥也好,关怀也好,很特别。这就是一条线索,可以概括整个有关父子的影像。
朱勇在“盘”影像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摄影人在每个时期的心态是有差别的。从单张的影像来看,似乎能强烈地感受到环境和物质条件的不同印记,但看多了,朱勇就看到了其中的共通,那便是人性在不同环境下有不同需要,却都直指幸福。
“翻完《四季》,你能发现吕楠喜欢拍老人和面对面对话的场景;快读吴家林的画册,就可看出他喜欢拍动物。”朱勇说,这或许连摄影人都不自知,但其实,摄影师拍这些东西一定是在向外寻找什么,寻找自身缺乏的部分。有分量的作品出现后,既让作者满足了心理上的需要,也释放出了作者身上的人性之光。
“个人收藏和博物馆不一样,个人收藏一定要成体系,有自己独特的眼光,不能大而全。”
吸收经典作品的养分,让它们体现出时间的价值来,就是朱勇的“盘”,也可以说是熬。当他收藏的作品都摆在大家面前时,你就会发现里面有暗含的共同的东西——就是人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