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发现宋明古城墙
http://www.socang.com 2012-01-09 10:25 来源:长沙晚报
长沙宋代古城墙证明湘江河道在过去几百年里大大变窄、华容洞庭湖边发现重要史前城壕聚落……1月8日召开的湖南考古暨文物保护工程工作汇报会上,长沙宋明代古城墙、岳阳七星墩、临澧古稻田、城步苗文石刻等许多考古发现,都在与会专家的介绍下揭开神秘面纱。
1
名称:宋明代古城墙
地点:长沙潮宗街
见证湘江几百年来变迁
汇报会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黄朴华透露了长沙最新考古成果:潮宗街发现的宋代和明代古城墙。潮宗街一工地发掘出土的明代和宋代城墙,给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增添了有力证据。据介绍,墙体呈东北—西南走向,长120余米,以麻石条为基础,两侧用青砖包边,且明代城墙叠压在宋代城墙的墙基之上,其中有一段还架设树桩来稳固基础。关于公众关心的古城墙将原址保护还是迁移保护,黄朴华告诉记者,目前还在进行考古发掘,具体如何保护还未确定。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认为,发现的城墙证明宋明时期长沙临河地段是有城墙的,有的地段甚至在临水或靠近河漫滩的地方修建城墙,因而采取了打桩固基的办法,这种做法和水上城市威尼斯的做法类似,是极为宝贵的城市建设史资料。宋代城墙上发现的刻有“忠义军”字样的城砖,是南宋时期抗金的珍贵史料。另外,古城墙见证了长沙城市与湘江河道的变迁,潮宗街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通往湘江的老街,在宋代和明代,目前所发现的城墙之外就是湘江,这个地段距现在的湘江河岸有大约100米之遥,说明湘江现在大大变窄了。
2
名称:七星墩遗址
地点:岳阳华容县大荆湖
东洞庭湖居住条件媲美澧阳平原
以往发现的环洞庭湖周边的人类史前文化遗址,大多集中在澧阳平原,东洞庭湖周边则较少。2011年,岳阳华容大荆湖地区的重要发现,改变了这一状况。在第三次文物普查和2011年进行的大荆湖专项普查中,岳阳市文物处在大荆湖及周边地区共发现32处古文化遗址,其中新石器时期遗址27处、东周遗迹5处。经初步观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荆湖一带应该存在着一个大的古文化聚落群,七星墩遗址极有可能是这个遗址群的中心。
去年5月至7月,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七星墩遗址进行发掘,遗址文化堆积层较厚,有庞大的建筑遗存,遗物非常丰富,表明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城池。特别是遗址上发现并清理了面积较大、红烧土烧结面规整成片、柱洞排列极具规律的房屋基址;房屋基址内出土了没有使用痕迹且数量较多的石器、纺轮以及象征权力的石钺;环遗址周边的土墩有明显的夯筑痕迹。大荆湖一带发现大量文化遗址,表明东洞庭湖地区远古居住条件完全可以媲美澧阳平原。
3
名称:条头岗遗址
地点:常德临澧县佘市桥镇
切肉,用这个“石叶”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李意愿博士介绍,条头岗遗址距今年代与乌鸦山遗址相同,虽然发掘面积只有30平方米,但出土石制品相当丰富,共计出土各类石制品约6000件,包括石料、石锤、石核、类似石叶的长石片,表明了条头岗遗址是一处石器制造场遗迹。湖南以往未曾发现过如此密集的石器分布,首次在我国南方出土大量用于割肉的类似石叶的长石片,说明当时人们的石器制作技术较以前更为成熟,为人们认识湖南地区旧石器晚期的石器工业增加了重要资料。
条头岗遗址在时代上位于晚更新世时期,正好处在现代人在东亚出现这个关键时刻,为人们了解旧石器中期向晚期的过渡,以及现代人类在中国的出现和迁徙等提供了新资料。
4
名称:杉龙岗遗址
地点:常德临澧县新安镇
疑似远古水稻田 好戏在后头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李意愿介绍说,澧阳平原的杉龙岗遗址发掘出几十粒八九千年前的炭化稻种后,近日又发掘出远古时代的水稻田遗存。九千岁的“稻王”与疑似水稻田遗存、壕沟等多种遗存,集中展示了远古时期的人类活动和生产生活,为研究澧阳平原早期农业形态和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上个月疑似水稻田遗存样本已送往北京大学进行检测,其具体年代将在今年上半年鉴定出来。今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计划按照去年发掘得到的线索,在更大的面积内发掘该遗址可能为水稻田的区域。
5
名称:苗文石刻
地点: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
神秘的苗文 神秘的祭祀
“苗族曾有自己的文字,但自清朝乾隆年间对苗族起义进行镇压后,对苗文永久禁锢,清查销毁,使苗文的使用流传遭到毁灭性打击,后来几近消失。”邵阳市文物局副局长曾晓光介绍说,去年5月,城步在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复查时,在丹口镇仙鹅村发现了三块刻有似篆非篆、似汉字非汉字、还夹杂着部分符号文字的石刻。邵阳市文物局和城步苗族自治县文物局组织专家对石刻上的文字和少量古苗文文字资料对比分析,确认这三块大石刻上的文字就是失传已久的苗文,而此前省内很少发现苗文石刻。
曾晓光告诉记者,发现这三块苗文石刻的仙鹅村处于历次城步苗民起义的核心地带,距苗民起义军领袖李天保设在龙家溪的老营仅一山之隔,距今绥宁黄桑坪上堡苗王古国金銮殿遗址约十几公里。虽然专家一时难以完全破译出三块苗文石刻的意思,但结合发现位置以及苗民在重要活动中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地形地貌自然环境分析,这三块苗文石刻的年代是清代,应该是苗民或苗民起义军在某些重大事件或宗教活动中向西面对观音山祭祀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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