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2010年，我认为2011年在考古上是‘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微博)》专访时说。2010年对中国考古界可谓热点频现：“南澳一号”沉船打捞、真假曹操墓沸沸扬扬、莱阳再现恐龙骨骼、菏泽沉船出土元青花……而刚刚过去的2011年，考古发掘在公众领域则稍显落寞。
　　1月6日，北京召开的中国社科院考古论坛，公布了由中国社科院评选的“2011中国六大考古发现”，包括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山东省定陶县灵圣湖西汉墓、西藏定结县羌姆石窟。从之前各省上报的20多个最新考古发现中，社科院经过评选将上述六个考古发掘成果列入“六大”。在论坛上担任点评专家的刘庆柱介绍，社科院的评选以“学术性”及“科学性”为主要标准。
　　通过包括“六大考古发现”在内的一系列新发现，可以大致勾勒去年的中国考古版图。2012年，中国考古又将呈现什么态势?刘庆柱认为，预测时机未到：“考古发掘要配合建设，以保护为主，带有偶然性。很少主动发掘，许多发掘缘于巧合。2012年的考古工程还要等3月份国家文物局召开会议来定。”
　　而在复旦大学文物博物馆系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高蒙河看来，进一步摸清中国文物的家底，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摸清家底是“中国从‘文物大国’迈向‘文物强国’的基础。第三次文物普查主要针对文物遗址，而2012年可能开始全面盘点可移动文物”。
　　始于7万年前的旅程
　　仔细盘点“六大发现”，会看到一条时间线索，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囊括新石器时代、西周、两汉、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遗存。地域上，则分别处于内蒙古、湖北、江苏、山东和西藏。
　　其中，年代最早的是“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年代如此之早的遗址是非常少见的。”刘庆柱用“物以稀为贵”解释了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的原因。这座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距今已有4万到7万年。考古队在遗址中发现了4200件石器。
　　除历史久远之外，这座遗址还反映出“旧石器时代中国便已经与欧洲存在文化交流”。刘庆柱说：“这处遗址的出土文物，带有莫斯特文化的痕迹。”莫斯特文化约始于15万年前，盛行于8万～3.5万年前，是欧洲、西亚、中亚和东北非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同在内蒙古的另一处遗址“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是我国规模较大的史前聚落遗址，距今6000到5000年，处新石器时代。这座遗址因记载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入选“六大”。刘庆柱告诉记者，考古工作者共在其中发掘43座房屋，其中一间房屋中有97具骸骨。“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刘庆柱说，“房屋中的人死于火烧，但一定不是无意识的。同时，通过人的骨头可以研究当时人的生物情况，也能够通过房屋研究社会。”
　　湖北随州在西周时期属曾国封地，而这个神秘古国的创建时间，学界始终争论不休。去年挖掘的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则为争论画上了句号——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表明，曾国在西周早期便已出现，并称侯。
　　不仅如此，墓葬的发掘还为今天的人们解开了西周时期贵族生活的神秘面纱。这是三十年来首次在湖北发现的高等级贵族墓地，据刘庆柱介绍，整个墓地包括63座墓葬，共出土739件(套)文物，其中包括325件铜器。“这个墓葬的特点，一是保存得好，另一个是出土数量大。”
　　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的出土文物形制精美，极具异域色彩，中外交流痕迹比比皆是。 “整个陵园就像一个都邑，当时的人们把阳间的世界复制到了阴间。”在刘庆柱看来，正是因为陵墓建造者对现实世界的“忠实复制”，为人们从西汉第一位江都王陵墓中推想那个时代的城市景观提供直观、形象的证据。另据悉，整个大云山江都王陵共发掘主墓三座、陪葬墓十三座、陪葬坑九座。
　　“迄今为止，汉代诸侯王墓共发掘50多座，而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是其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刘庆柱告诉记者，“灵圣湖汉墓为定陶王或者定陶王后的墓葬，而定陶王正是汉哀帝的父亲。”也因此，这座墓葬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发掘的汉代诸侯王墓中级别最高的一座。
　　西藏定结县羌姆石窟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海拔4500米到5000米处。“这座石窟为公元10~11世纪遗存，其中的壁画和雕饰都是少见的。”刘庆柱说，“这座石窟在学术上的意义在于：填补了研究藏传佛教源流的考古资料空缺，对于探明藏传佛教的历史极为重要。”
　　继续摸清中国文物的家底
　　中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2011年底宣告落幕，这一历时5年的大规模调查被高蒙河称为“摸清中国文物的家底的工作”。距离上一次普查工作，时间已悄然流逝26年。彼时，中国人的文物账本上共有40处不可移动文物。目前，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近77万(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新发现文物53万处。在看到数量庞大的新增加文物时，各种人为和自然因素也带走了10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它们自此消失在中国的土地上。
　　“摸家底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中国成为文物强国必不可少的一环。”高蒙河说，“不可移动文物的状况已经摸清，下一步应该做的便是对可移动的文物进行登记。”
　　“大型博物馆的文物保存状况很容易就能了解，但一些小型博物馆、民间收藏单位的情况就不为人知了。2012年可能会作一些这方面的统计。这些工作将比较繁复，现在陕西省已经开始试点。”高蒙河告诉记者。
　　1月2日，在深圳拍出1.4亿高价的宋徽宗赵佶瘦金体《千字文》被指为赝品，其真迹存于上海博物馆。而此前，文物界和艺术品市场上泛起的赝品风波不绝于耳。在高蒙河看来，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对于大众的作用之一，是帮人们寻找一个具有时空框架的“标准器物组群”，为艺术品爱好者辨伪和断代提供更多可参照的信息。如果完成可移动文物的登录并进行信息公开，文物藏于何处都将有据可查，从某种程度上说降低了文物商贩利用信息不对称造假的可能性。“公开数据并数字化、多媒体化，人们对文物的了解当然会更加深入。”
　　这一工程如能真正实现，文物鉴定能稍稍减去几分艰深和神秘。
　　此外，“南海一号”考古发掘与“南水北调中线考古”同为考古界的两项长期工程，前者始于1987年，后者也陆续走过5年时光。每一年，这两个工程都会留给考古学界一连串问号和愿景。
　　一向备受关注的“南海一号”试掘、“南澳一号”发掘也继续伴随着“打捞”、“实验”、“保护”、“研究”、“传播” 迈过了2011年，并将成果汇总出版成《2011年“南海一号”的考古试掘》。然而，高蒙河在采访中也提到：“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精度最高的‘实验室考古’，进行过程中必然面对挑战。”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参加“南海一号”项目专家论证的刘庆柱则提到了当时专家确立的“保护为主、慎重实验”原则。他告诉记者，装着“南海一号”沉船的“水晶宫”中的水已出现发臭迹象，不同水位的水温也没有能够保持恒定。
　　“南水北调考古”随着调水工程的临近也将进入尾声。“尤其是中线，在河南、湖北大部分的工作已逐渐进入收尾阶段，因为南水北调的调水有一定的期限。”高蒙河说道。

• 推荐关键字：考古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