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美术观察》主编，美术学博士，书法评论家）：浙江是书法重镇，可谓大家辈出。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浙江一直走在前面。凡研究近现代书法史者，都会把浙江书法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在沙孟海、陆维钊等一代大师谢世之后的今天，浙江有哪些代表性的书家，浙江书法发展到今天，有哪些变化？目前的浙江代表性书家与沙孟海、陆维钊等老一辈书家相比有哪些不同，与全国其他地域相比有哪些特点？简言之，今日浙江书法的状况如何？都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书风书峰”的举办，正是人们寻找答案的绝好机会。虽然展览还没有开幕，我们需要在开幕后仔细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很有书法史意义的展览，能策划举办这样的展览，是有时代高度和文化战略眼光的。

    时代呼唤文化，文化凝聚力量，这是一个用书法凝聚力量的展览，把十二位书家凝聚在一起，把万千观众凝聚在一起，展今日浙江书法，看今日浙江书法。通过“展”和“看”，显示文化的凝聚力。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书法，一地域有一地域之书法。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结束，浙江就率先围绕六中全会提出的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建设优秀文化传承体系的精神策划了这个展览，展示本地书法领军人物精品之作，展示书法的传承和发展脉略，可以说，这一举措又走在了前面。

    兰干武（《书法报》主编，书法家）：我为浙江书坛而感动。我为舜威先生等同仁的敢作敢为而感动，为浙江美术馆的有胆有识而感动。当今社会，能站出来认真做实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他人做实事的人，有吗？多吗？很少的，不多的。胸襟不宽旷的人，是无法做到的。大家都知道，书坛有些位置，自己在忙私活，把工作都交给聘用的人来做。谁愿意为他人作嫁衣裳啊？所以啊，我为浙江美术馆同仁的举措而感动。

    浙江在书法界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的。浙江书坛通过“书风书峰”这个活动来梳理浙江书风的脉络，弘扬浙江书坛的学术精神，又走在了书坛的前面。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同我一样，为他们的行为所感动，并受到启发。

 

 浙江书法名家的一场高手对决戏

    王平（《美术报》副总编辑、美术博士、美术评论家）：让名家书写《兰亭序》这道命题作业是“书风书峰”的一个亮点。要求这些功成名就的书法家书写《兰亭序》，这样的命题作业，是别具心裁的。对所有学习书法的人来说，不管他喜不喜欢《兰亭序》，《兰亭序》都深刻印在了他们的心底。对于每个书法爱好者来说，都有着自己对《兰亭序》的理解和认识，显然，每个人对《兰亭序》的理解肯定不在一个层面上，就像同样一句话，不同阅历的人说出来，内涵也会不一样。让这12位书法家共同面对《兰亭序》，这是高手的高峰对决，肯定看点很多。

    《兰亭序》是中国书法人心目中一个可望不可即的高峰，它是登山者眼中的珠穆朗玛峰，是数学家心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历经岁月洗礼而弥足珍贵，而更显伟大。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想超越《兰亭序》，而留下来的历代书家或临或写《兰亭序》的墨迹更是中国书法史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今天的书法家要以《兰亭序》来做一件挂在公共展厅的作品，这无疑是个挑战，这无疑是个难题，因为这是跟经典对决，跟历史较劲。对于他们来说，临写《兰亭序》，面对的不是《兰亭序》这篇美文，而是王羲之创造的书法艺术高峰，以及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晋人风流。

    在《兰亭序》这座书法高峰上，浙江的书法名家上演了一次高手对决戏，这注定本年度的浙江书坛是全国书法界乃至文化节眼光聚焦之地。好戏刚刚彩排成功，大幕马上就要向我们徐徐打开，我们有理由期待这场好戏的开演。

 

     朱中原（《中国书法》杂志编辑部副主任、艺术史学者、批评家）：浙江美术馆策划的“书风书峰展”，我认为就是对浙江模式或浙派风格的一种梳理与诠释，而不是打造。书风是不需要刻意打造的，也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但是，本来既有的内在书法审美风尚，却可以通过有力的学术展览与策划，更好地体现出来。

    现在很多人一提到浙江人，总爱说一句话：浙江人最不缺的就是钱。这话当然没错。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句话：浙江人最不缺的还有文化。有钱与有文化在中国人这里往往是一对矛盾。但我认为恰恰不是矛盾。有钱与有文化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从宋明一直到清代、民国、现当代，浙江的富商大贾、文化巨擘就代不乏人。随便拉一个出来，都能吓死你。当然，浙江书法也是如此。远的不说，就说建国以后的当代。浙江书法形成了一个以陆维钊、沙孟海为核心的庞大群体。如果从地域书风角度来说，我以为，浙江书法的地域风格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这种整体的书法风尚之下，浙江又形成了多个分支、多个流派、多个地域风尚，可以说，浙江书法是一种整体性、多元性、传承性、创造性的体现。

    浙江书风的典型就是既有师承与传承，又不雷同，不重复，多元，大气，包容，最关键的是这种书风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有文化作支撑！很多人误以为浙江书风就是一种兰亭书风或兰亭情结。其实这是大大地误读！浙江书风恰恰不仅仅是兰亭情结，而是对碑与帖、篆隶与简牍、章草与砖铭、金石碑版与古文字的融会贯通，当然，还有中西融会。这是受“海派文化”多元性、包容性影响之结果。但中青年一辈可能要除外。中青年一辈尤其是青年一辈书家，大多靠展览起家，多为写字匠，缺少文化积淀，也没有地域文化情结，全国各地一盘棋一窝蜂，难有大气象。文化学养上不去，把王羲之写上一万遍十万遍也是白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重举“地域书风”的学术大旗，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但愿此种愿景能自浙江始。

 

    黄君（中国书协学术委员、学者、书法评论家）：当代中国30年，书法艺术乘国运而迅速发展，渐次繁盛。年轻一代的书家群体在不断壮大。可以预言，随着国家政策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当代书法必将有更大的发展。不过，在继续发展的文化策略之中，我们首先需要明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笔者认为，当代书法的优势是笔墨技巧普遍提高，书法创作的形式感被强化，并呈迅速扩散之势。此中有一弊端，是书法家综合文化修养被严重忽略。为数不少的中青年书家，在热衷于展览，津津乐道于“视觉大餐”的时候，没有注意书法的韵味在消褪，文化内涵在锐减，我们的青年书家，甚至只知道抄录唐诗宋词，只知道无谓的摆弄技巧，却不问技巧之所自生发，书法精神之所由升华。载道写心的艺术灵魂渐渐变得苍白。这样的书法也许很 “漂亮”（这当然不坏！），但漂亮的背后找不到作者的身影，更谈不上精神的寄托和书家灵魂的栖息。我们深感，这种现状，可能会严重制约当代书法的长足发展，影响当代书法的历史地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书坛的共同努力，这其中，老一代书法家的教育引导和以身示范显得尤为重要。浙江美术馆组织这样的一批书家集体展览，可谓是浙江书坛带给今日中国书法的又一股和煦暖风。我相信，以这一批书家的综合修养，他们的作品，一定能在风格韵味以及书艺精神的层面，给时代以启示。我们有理由期待，浙江书坛的前辈们，将会引领年轻一代书家，重走会稽山阴的兰亭古道，去细细领略那目不暇接的美景，为当代书法寻觅那渐渐失落的灵魂。

 

 

    李廷华（文化学者、书法评论家）：“书风·书峰”展览举办者的用意，试图通过12位老书家的集体展示表现当下的书艺高标，甚至也有对这些老书家所代表的书法时代进行学术总结的意味。这两个基本含义都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12位先生，都曾经举办过规模不一的个人展览，也都参加过高规格的大型展览，于展事堪谓“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处处悠然”；但这次不同，每人10多件作品，将全方位展示各人的书法技艺和文化修养，也将表达他们年过桑榆的人生感喟。这是集体亮相，也是各显身手，参展者都将以自己的精彩力作贡献。展览还要求每位老书家都有一件临摹、创作《兰亭》。老书家们都是从对传统的临习开始书法生涯，如今，他们中间最年轻者也比王羲之年长许多，而各人的艺术风格也远非“碑”“帖”可为藩篱，在事业的高峰状态，再做一次集体临习《兰亭》的功课，是对书法传统的深情回顾，而十二人各各不同的书法状态，则将表现出半个世纪中国书法发展的多维信息。这是艺术的呈现，也将引申出学术话题。问渠成何意态，还是借用《世说新语》之良言：“顾长康自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茸其上，若云兴霞蔚’”。采芬芳于歧路，荟鼎鼐于一堂。“书风书峰”，撩我瞻望。

 

 

    毛羽（《书法报》编辑部主任，书法家）:展览已经开始多元化发展了。看多了各式各样的展览，特别是充斥仿古、做旧、拼贴，有着新异、炫目表象而实则千人一面，充满众声喧哗的热闹场景后，心底久久期待有一种朴素、自然、单纯，回到书法本身，能够看到书者人格和精神的展览。期盼之中，这样的展览终于出现，展览叫“书风书峰”。

    书有个性易，确立风格难；博得时名易，成为时代高度难。因为历史太苛刻了。时间的长短或许并不重要，不是吗？不少年轻人已经有了很好的技术；可时间又太重要了，少了阅历少了历练没有了自己慢慢的体悟便也没有了醇厚，而情怀与朴素尽在慢慢的日常之中。

    技巧重要，无技巧便写不好字。而学养更重要，无传统中国文化的滋养，终是字匠。

    放慢脚步，反身回望，陶冶自己心性之道。感谢12位先生的启示。

 

     李金豹（《书法报》责任编辑，书法家）:时代背景、知识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我们将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但共时性的规律丝毫不能否定我们将在历史坐标中的高度和价值。开派与流派，在艺术史中的位置与价值就不同。纯粹从价值来衡量，开派很伟大，而流派则更加异彩纷呈，更加可爱、可亲。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也不必贤于弟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教学相长，相得益彰。文化就在这渺渺薪火的嬗递中，不绝如缕，代代相传。于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美可以共享却不可替代，这独一份的价值就是风格的价值，还是人格的价值。

    参加此次展览的十二位年龄在65周岁以上的浙江书法家，都是令我骄傲的前辈，也是代表了这个年龄段在全国书坛的高度，他们集体承接了“海派”与“浙派”的优秀传统，这其中有吴昌硕、王一亭、徐生翁、陆维钊、沙孟海、方介堪、朱家济、诸乐三、韩登安等等大家的余风，几乎都是“诗书画印”四全，有着强烈旧式文人特点的当代书法家，在目前和全国范围，不仅稀少更因传统文化链条的破坏、知识结构的改变、社会背景的不同以至当下书法家与经典距离越来越远的现实而愈显珍贵。他们还直接和间接影响了一大批学生、追随者，其价值就更应该肯定和发扬。

    值得重重书写一笔的是这次展览的策划和组织，不仅有情怀、有眼光，还有最难得的忧患抢救意识。及时雨。

    薪火的光亮，照耀的不是我们的前程，而是心头的温暖。

 

     傅德锋（多家书法媒体专栏作家、书法评论家）:参加“书风·书峰”展的12位书法家，在当今书法界皆已功成名就，声望日隆。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主攻方向和鲜明的艺术风格。12位书家在当代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其中大多身兼多能，修养全面。他们的“联袂出演”必然会给人们带来新的精彩和感动。

    12位参展书家当中，刘江先生以印名称于当世，兼事诗书，所作古雅含蓄，多有可观。其在古文字、古印学研究方面良有建树，堪称当代金石界之一方重镇，尤其在浙江有不可替代之地位；沈定庵先生颇有隐士风范，很少显山露水，其成就在于古文字学与隶书研究方面。学问扎实，品格高蹈。其隶书刚柔相济，古朴典雅，于汉隶和清隶之间，自出机杼；萧耘春其人我不甚熟悉，百度搜索，得知其20岁列入方介堪先生门墙，后又得陆维钊先生点拨，在金石碑版、章草、篆隶各方面造诣独到；马世晓先生于狂草中参以隶书笔意，气势飞动，极富张力，以狂草称雄书坛，他人虽对其近年之草书创作颇有微词，然其草书之地位与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章祖安先生兼擅书法理论、教育与创作，是一位复合型书家，其书有金石气、书卷气，且颇有遗世独立的豪放旷达之感，是其丰厚学养的具体体现。其在人才培养方面，卓卓有贡献。林剑丹先生擅作行草，温文尔雅，不失古法。并以古玺印见长，兼及诗文绘画，修养全面，格调不俗。朱关田先生作书颇如其人，含蓄低调，不事张扬。其书剪短惯常笔画，机心自运，多得笔短意长之妙。卢乐群先生系沙孟海老衣钵之忠实传人，于甲骨文、简牍、帛文以及墓志、残纸广泛搜罗，悉心整理，并将此用之于书法创作之中，兼收并蓄，古意洋洋，不可小觑。金鉴才先生精于诗书画印，且对书法理论批评研究颇有建树。其书碑帖兼容，见功见性，毫无造作之气。其文探烛幽微，见解独到。批评直指时弊，振聋发聩，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书法家、理论家。王冬龄先生近年以来，以以巨幅书法作品创作及各种形式的书法探索狂飙突进，不断制造书坛看点，其书法行为被时下书界视为一个个“书法事件”，由此引发广泛争议。在我看来，尽管王冬龄先生所采取的某些创作手段（或曰形式）一时之间不能为某些相对保守的人所认同和看好。但他这种勇于实践，不断突破和超越自我的做法还是令人钦佩的。关于王先生的“大字书法表演”，我曾在《美术报》撰文论述，以为：“这种超大幅式作品的创作，更多地是让作者自己体验书写的超常发挥当中的特殊感觉，让观赏者感受书家在即兴创作过程当中所表现和反映出来的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现场表演重在体现创作过程，而超大的作品尽管难以按常规张挂起来展示，但它可以借助现代音像技术，将整个创作过程和最后完成的作品制作成音像资料以供人反复欣赏。因此说，对于现代超大幅式的书法作品的创作，我们不必囿于传统创作习惯、观念和展示欣赏方式的限制，要以当代的眼光来重新加以审视。而不应轻率地对其加以否定。”我想，以王冬龄先生本身所具备的深厚的传统功力和颇为丰赡的文化素养，他的这一连串“书法事件”能够在书界引起轩然大波，就已经具备了某种特定的自身价值，既引起书界纷议，也从而颇为耐人寻味。

    浙江总的地域书风并不似一些人所讲的那般，属于清秀典雅，不温不火一路。而实则是走着一条碑帖兼收并蓄、南北相依共存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等前辈名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如今凡活跃于书坛的精锐分子，几乎皆系他们的亲传和再传弟子。前贤风范，惠泽后世，遂使江左风流，绵延不绝。

    而当下书坛，不惟书法创作怪胎流行，畸形泛滥，于理论批评，亦多奇谈怪论，刻意标举，指鹿为马之事，屡见不鲜。大抵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尤重逐名取利，故广告宣传，无所不用其极，孰是孰非，任人评说。然，潮起潮落，自然规律使然，书界亦必有云开雾散，水落石出之时。

    “书风书峰”展览的应时而出，自有其初衷在。或则展现每位书家各自艺术风格，或者体现地域书风特色，或则为浙江树立品牌、高度，或则进而影响全国书坛。个体带动群体，群体影响全局，盖全赖领军人物之器格、学识、功力、涵养以及品德修为之力也。十二位书家之研究遍及书画、金石、古文字、经典文献、理论批评、艺术教育等等各个领域，成就斐然，且已获得社会之普遍认可，以如此之阵容，是展必当对时下浮躁、喧嚣等书界不良风气之改善起到矫枉之功。

 

 

    薛元明（多家书法媒体专栏作家、书法评论家）:六十岁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也是艺术的分水岭。书法是一种时间艺术，必须让个人心灵浸润在岁月的河流中，以毕生的光阴来付诸实践。有些过程不能省略，该经历的都要经历。有些火候不能缺少，该具备的都要具备。古人书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龄与年龄的同步。对于今人来说，这种落差需要太多的心力予以弥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书家如果到了六十岁还能进步，老当益壮、勇猛精进，便极有可能成为大师。艺术无止境，许多人停滞在中年，固步自封，而后江河日下。

    我之所以关注这个年龄段的书家，原因在于，当一个人阅尽人间春色，涤荡尘世的繁琐，心境澄明，复归于纯粹的艺术，进入一个创造的黄金期。同样因为年龄的关系，他们成为新旧时代转换的见证者和经历者。往前推六十年，再往后看三十年，就是近一个世纪时间，艺术评价需要经历一百年。这一百年是风云激荡的一百年。

    毫无疑问，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传统文化历尽沧桑，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所面对的几乎是一个真空环境。在这个时候，能够找到一群老先生，难能可贵。“赖有幸存者”，感谢他们为我们保留了一些难得的“旧气”，诗书画印兼修顺其自然，并非流于口号，坚持隐逸淡泊的人生，否则在如此浮躁的社会，很难做到悠游从容。

    这12位老先生的师承脉络非常明显。文化传承首先要有一定的脉络。有鉴于此，不仅要了解书法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发展形态，更要探索其前后延续及相互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本质。其次，但凡文化的延续，必须有相当的承载者。承载者是有资格的，包含文化资格、学术资格、人品资格等等，需要一种综合素养。这些老先生涉猎诗书画印，或至少是其中的三项，属于学者型或综合型。他们主要的艺术成就世所皆知，刘江的金石，沈定庵的隶书，萧耘春的章草，马世晓的草书，章祖安的隶书，林剑丹的古玺，卢乐群的行草，金鉴才的行书，骆恒光的行书，朱关田的学术，俞建华的隶书、王冬龄的草书。他们当中，刘江和朱关田长期担任西泠和书协的任职，章祖安、王冬龄、金鉴才等人在国美担任教职，沈定庵、萧耘春、林剑丹、卢乐群、骆恒光、俞建华等人则大隐于市，这些差别并不是最主要的，在相同的文化基础上各有所据，由才气而凝结成胆气，修得静气，加上地域文气的浸润，四“气”合一，建树不凡。

    文化传承的过程本身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文化的最大魅力是包容，文化最高的境界是融合，一方面要努力发掘书法这一中华文化精粹永葆深厚的内涵，另一方面将书法融入现实生活、信仰、志趣当中。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并不是因为有了“浙江模式”才有了这12位老先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可以言说的“浙江模式”。否则为什么不是别人呢？对于这一现象需要不断地“重新问题化”。书法的发展延续有两条线，一是精英，即最高水平的代表，一是大众，整个民众普遍的文化心理素质和文化水平，二者相互作用。没有普遍的积淀就不会有文化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域文化氛围的作用仍然可以体现出来。但任何模式最终都要归结到人，不要只盯着模式本身。人从来都是历史的主角，每一个文化现象背后都有参与者的精神状态。相对来说，对于个人启示的意义更大。“书风书峰”展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地，而在于给更多的中青年示范了一种“人生修炼的方式”。成功的方式会多种多样，但必定有一种核心价值观。书法能够传下来，以后可以传下去，靠得就是核心价值观。

 

 

    潘欣信（《美术报》新闻部主任、美术评论家）：从“书风书峰：2011浙江书法名家展”所挑选的12位书家来看，几乎笼括了江南书坛在全国性书法大展的活跃人物。这12位书家的艺术成长轨迹，当然不可能游离于近代的大时代背景之外，他们基于传统力量的渐趋式微和学院教育的崛起这一背景，经历了艺术的学习、成长和成熟。他们之中，又大体有学院出身派、自学或私淑派两大类，如刘江、金鉴才、骆恒光、朱关田、俞建华、王冬龄可看作是学院培养的结果，而沈定庵、萧耘春、马世晓、章祖安、林剑丹、卢乐群可以看做是自学加上传统拜师模式下成长起来的。这恰恰反映了书法与一般美术门类的不同，而具有其独特的传播与继承方式。20世纪学院教育兴起的大背景下，多数艺术门类、形式，包括中国画，几乎已经完全纳入到学院课堂教学的模式之下。而在书法的教育和传承中，传统师徒制也还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

    与全国各地相同的大的时代背景下，浙江自南宋以来有着比较深厚的文人书画传统，同时受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学院书法教育影响，一定程度上为浙江书风铭刻上地域印记。地域文化的传统虽然对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和个人风格选择有着一定抑制作用，但是尊重传统的意识却铸就了书家深厚的基础，这一基础为他们在艺术道路上的跋涉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12位书家在创作中展现出的多种书体兼善、鸿篇巨制与蝇头小楷都能的高超书写技巧，面貌多样、技巧全面，令人瞠目。可以这样说，这次展览中书家创作类型作品的多样性和经典性，将足以使许多人从此改变对于他们个体风格的成见性认识。

    综合近年来全国各地的书法创作情况，并审视这12位书家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共同的取向是：既与各种书法新潮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又对拘泥传统的复古风气保持着警惕。他们的创作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头脑，实实在在地将笔触伸向历史的深处，时代的深处，以独具个性的创作实践来体认个人的价值和完善自己的艺术风格，并以此来彰显个人书风的历史存在。

 

     蔡树农（《美术报》书法周刊主任、杭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据说王伯敏先生对“打造文化品牌”的“打造”二字颇为不解：文化品牌是可以打造的么？“打造”出来的文化品牌叫什么文化品牌？但现实也不得不让我们承认：许多文化品牌就是靠打造出来的，至于打造出来的文化品牌有多少含金量以及可能对社会造成哪些影响，打造者们多半不清楚或者说也没能力负起这个责任。所以，中央美院原院长靳尚谊先生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现在是文化产业的繁荣，并不是文化的繁荣，也没有完全对文化艺术界人士表示足够的真诚、尊重与关爱。

    浙江书法有口皆碑，尽管同样面临危机，较之盲目自大者，浙江书法的优势、强势就在于历史的深度、宽度。过于辉煌遥远的过去不必考究，在今天可以触摸的历史坐标，浙江书法带来的思索影响时时激荡不已。在还没提倡“打造”的年代，浙江书法已然是巨人之躯，在鼓吹“打造”的当下，浙江书法却以陈旧包浆色泽证明“老而弥坚”的淡定从容。包浆，越擦越亮，越擦越古，亮而不古者不叫包浆——不是人工而是机器打磨的。“书风书峰”网罗了浙江书法包浆的12位金刚：刘江、沈定庵、萧耘春、马世晓、章祖安、林剑丹、卢乐群、金鉴才、骆恒光、朱关田、俞建华、王冬龄（按年龄排序），他们擦拭自身书法包浆的同时，还教导年轻辈的书法同行如何使书法包浆显得亮而古、古而厚、厚而纯。

    浙江书法十二金刚闪烁的书法包浆组合成方阵是从未有过的事，他们也许不怀较量心理，但只要作品哪一天摆在一起，观众们可一定是要比试自己的眼力的。好在包浆本来就是保护膜，再怎么较真，包浆里面的货色已经岿然不动，不大会被外界干扰，更不怕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