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初的北京书市，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哥伦比亚的倒影》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了发布会，陈丹青应邀谈他的恩师——该书作者木心先生。他说：“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
　　三联生活周刊：好多人在您的推荐之下，读了木心先生的书，但读过后觉得您对他的评价太高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丹青：我说出了我自己的评价，读者的评价应该各不相同吧?这次媒体关注、读者踊跃，大出我意外，真是非常谢谢大家。 网上朋友对我的推介词多有批评，倒在意料中。人家还没见书，高调推介，自然是犯忌的。可是鉴于今天市场上的文学处境，我决定犯忌。20多年来多少作家被各种方式推出?不料我也来蹭这一回。 我先已说及：阅读木心，同时也被阅读，这过程，总算开始了。现在各路读者各说各话，我看得很起兴致。说来有趣，这些非正式的议论，80年代我向人介绍木心先生时，就听熟了，思路、词语，很相似的，可能这就是此后多年我并未向外界再谈起先生的原因。几年前得知陈村叫好，我高兴，但没配合，仅在去年先生回沪时安排见面。那天在座的还有孙甘露以及出生70年代的作家夫妇尹庆一、王淑瑾——这是意味深长的事：今天，我所遇到激赏木心先生的读者，竟多有70年代出生的文学青年。 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十多年前我对木心先生的书写能否在大陆被接受，很茫然，阿城说：“丹青啊，人才咕嘟咕嘟冒出来，到了二十一世纪，像你女儿这样的孩子都长大了，你怎么知道老先生的作品不会被接受呢?”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批评与反馈都在您的意料之中?
　　陈丹青：是的。我知道有两个说法要犯忌的：一是说木心超越了周氏兄弟，第二，他是“唯一衔接汉语传统和五四传统的作家”。现在我来稍微添说几句： 第一，“超越”、“超过”，是两个概念。鲁迅超越了宋人、明人，但没有人会说他“超过”了苏东坡、范仲淹、李贄……八十年代迄今的部分中长篇小说，主题和手法也早已超越了五四一代，不是吗? 第二，“学者”和“创作者”是两种人。国学仍在传递，但学者不是创作者——五十年来的小说散文作者群，能在个人书写中使古汉语获得新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又使白话文出现更新、更成熟、更精美的文体，这样的例，我非常想要知道。我不是在说书写的价值观，我只是需要例证。 前天与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通话，他读了木心先生的书很兴奋，说是一个“意外的存在”，他说从废名以后，汉语书写的“文字”就“死掉了”，语言文字的大背景没有了。 你可以回想，50、60年代压倒性的文艺观是什么?那是《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和杨朔散文的年代。70年代有文学吗?80年代文学大潮发生了……这本流水帐大家都清楚。木心因此成为“异数”，他不在劫数里面——有谁完全不在其中么?要是有，我真想知道，那该多好啊。
　　三联生活周刊：但我们读这本书有一个不满足，我们读不到作者的经历和生活背景，读不到多少讯息量。
　　陈丹青：论讯息量，文学敌不过报纸吧?文学的讯息量是什么呢?语言的?美学的?观念的?思想的?内心的?这些“讯息量”在木心书中太多了，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译本中更多。 从1949年之后，个人写作几乎消失，到90年代逐渐半自觉恢复。80年代文学基本上宏大叙事，群体性格，拥有完整的有品质的个人立场，与“时代”保持距离的作家，你说说看，谁?所谓“个人书写”在40年代开始萌芽，很快夭折，从未展开。这些状况文学界早就说及。 我们半个世纪的大美学就是独一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好极了，木心十二分推崇托尔斯泰和妥斯托也夫斯基，他写过一篇《俄罗斯棉被》，就是对现实主义大部头小说的赞美。讽刺的是，我们的“现实主义”迄今是表像的，教条的，但几代人的阅读期待整体上被这可疑的“本土现实主义”塑造了、固定了：就是期待“内容”。今天的写作出现不少暧昧的样式和主张，但对于“内容”的阅读期待还是根深蒂固。 沈从文张爱玲再别致，也属于写实这一路。 我们读波德莱尔、马拉美、福娄拜、王尔德、乔伊斯、庞德、兰波……能读到多少他们的生活与时代? “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这句话什么意思?从延安时代开始确认文艺必须反映时代、反映生活，建国后定于一尊，迄今已内化为我们的阅读分泌物和消化系统。阅读木心先生会让部分读者退却。要在他书中寻找反右、文革、世俗日常等等，你会落空。 我记得80年代有位朋友对木心说：“你的文章什么都好，就有一条不好：没有群众观点。”当时我在场，记得木心先生笑眯眯地，近于腼腆地说：“是呀，群众没有观点。” 我也属于这类“群众”。我的趣味是铁杆儿“现实主义”。当初遭遇木心先生，欢喜极了，可是说不出缘故。那年听郭松棻先生一番话，这才豁然明白。《哥伦比亚的倒影》特意附赠1986年木心散文座谈会文本，来自台湾的文学家郭先生就“此岸与彼岸”、“生活的退息”、“形上生活”各方面剖析了木心的书写，从目前回馈看，郭先生的评语不奏效。 当然，我们凭什么理会他?我们很有观点呢。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您在好多文章和访谈中讲到文化传承。
　　陈丹青：说到文化传承，中国这一块，木心先生的书写背景始终伴随这样一份名单：诗经、先秦诸子、屈原、司马迁、陶潜、嵇康、《世说新语》、唐人、宋人、当然还有曹侯同志。西方这一块，大致有圣经、但丁、莎士比亚、孟德斯鸠、蒙田、巴斯卡、尼采、爱默生、纪德、瓦莱里、兰姆……你可以说那是翻译的、间接的文本，但大部分中国作家还能根据什么版本呢?先生少年时代因家族关系留守茅盾书屋，大量阅读这些文本，他说，30、40年代的翻译量多得惊人……。 中国作家很可能也都读过以上文学作品，多有心得，甚至研究，但在我们所熟知的5、60年代作家群中，将这一大传统、大文脉作为自己的人文资源和自我教养，在书写实践与书写脉络中始终与之相周旋，并试图回馈、应答的作者，我非常愿意知道个例。80年代作家群出现博尔赫斯、昆德拉、马尔克斯的影子……这种情形，好比我们两代油画家的开口奶清一色都是苏联画家，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变。 与木心同时代的作者还有人在，学问好，眼界开过，可是我仍然希望知道其中哪位写手——注意：不是学者——在写作实践中自始至终伴随以上文脉。而在国外，我目睹传承没有中断的文化生态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吗? 读者还会说木心文字的过于斟酌。须知文艺的每个领域都有那么几位作者，无止境地追求、锤炼语言的可能性。福娄拜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董其昌是“画家中的画家”，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意识更比西方不知早多少，譬如杜甫、李贺、李商隐一类……虽然仅以语言锤炼理解木心仍是片面的，但他的珍贵，是在他的时代这种追求不但危险，而且资源被封锁。他给我们上了5年世界文学史课程，我才了解他的书写拥有怎样一个全背景。 我谈木心先生，始终未曾触及他的哪一篇文章，而是在谈我们世代的背景。在这背景前，我深知自己在做一件触目的不合时宜的事：推介木心先生。这是一个美学时代吗?在文字被形容为“不值钱”的时代，我发现自己还是无法戒除愚蠢。 不记得哪位欧洲作家说：一本书出版了，一致肯定，一致反对，都不好，最棒的情形是：一部分人高声叫好，一部分痛骂——木心先生的书，读不读，懂不懂，喜欢不喜欢，于他都是无妨，他只管写啊写。我为此沉默二十多年，岂敢期待木心的出现对当今文学发生影响?再次谢谢大家愿意听我说起他，买他的书。我斗胆请诸位看看：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路下来，远离时代的喧嚣，始终有自己清晰的追求，并自我完成。我们本该多几位对文学抱有敬意，并懂得如何抱有敬意的人，如果历史不是那样的话。现在我们读到有一个人这样看待艺术，他从一开始就跳脱了笼罩我们几代人的文学魔咒，干干净净。 目前上市的只是他著作的十几分之一。近来我收到好几位一律出生于七十年代的读者来信，其中一位北青报记者两句话道断，她说：这个人上溯诗经，而且精彩实践了脱离文化母体后如何写作的问题。另一记者李静，说得比我好多了，经她同意，请容我摘录如下： ……目前的恶评家显然还没有足够挑剔木心之弱点的知识准备和文学准备。说木心“冷”、“俗”、“做作”的，是没看懂他。说木心“国学根底差”的，天可怜见，不知他的国学根底在哪里?有些讨厌木心者，是受不了他的精致和超然。这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泛政治化心态、草根情结和高调道德主义有关。一些道德紧张感过强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喜欢木心的……在这可怜而苦难的人间，还有人这样“无动于衷”地“贵族”地生活和思考着?太不道德了。因此，木心需是超越狭隘的道德感才能看懂的。 一个不被人知的作家被耀目推出，遭遇逆反心理和强烈质疑，再正常不过。木心适合慢热，或被小众悄悄喜爱。您到大众面前高调礼赞木心，其接受状况必然犹如病体经不起猛药，发热、寒战是必不可少的，两极分化的评论也是自然的。然而不管多少读者领悟，木心畅销总归是文学的福音，一步到位的普及比一道道转手要好。 有不少品木心很到位的文字，但是缺少文学史家的“定位”之评。毕竟，文学史评价有其相对客观标准，不是诉诸个人趣味就能简单了事的。史家和精英不看畅销书，尤其不看被“明星”力挺的畅销书。木心唯一让我遗憾的地方，是他有雕琢之痕——这和“做作”没关系，和虔诚有关系。

　　朱伟：《木心的尴尬》 　　每天上班，都看到在三联书店门口的大招牌——2006年是木心年。我想这招贴设计者多少是不高明：如果2006真成为木心年，意味着是什么景象?我想，在信息传播如迅疾的年代，一个老人所代表的文化只在文化的过去。
　　木心迟到了大约25年。我相信陈丹青被他文字与见解击溃的时候一定是八十年代。陈丹青可能会以自己著作的销路来为他精神导师今天的遭遇鸣不平。但《退步集》之所以销得好，其实是因一批愤青读者在买你向制度拍案而起的斗士态度，而非你的文化蕴涵。国内读书消费市场，愤青还是很大一个读者群。木心的文字与见解，对这些读者恰恰没有意义。
　　25年前，是我们蒙蔽之眼刚刚睁开，觉得这世界原来这么丰富的一个时代。因为混沌为开，所以自沈从文、张爱玲、废名、周作人到外国几乎所有文学家、哲学家，我们曾一个个为新发现而激动过。现在25年后，该见过的都见过，该吃过的都吃过，再大的权威也不成其为权威了，大家最普遍的反映是，不过如此，谁都一样。
　　就我读木心的体会，他是海派又是市井的，优雅是他那张照片上的展示——礼帽、围巾与手杖。一个经历过那等坎坷的人，哪来闲适呢?优雅总是贵族在无聊中的奢侈。他写得好的文字还是一个被压迫底层人在边缘对上海市井的描绘，那些文字有密度与那种深入的感叹。但这些文字在现在快节奏生活中人读来，又没有节奏的快感。他的海派部分是对古今中外文化的点评态度，这是文化中人读着最不舒服的地方——省略了微观的宏观其实还是革命习气，之所以能评点洒脱无非是无知者无畏。真进入微观绝不能有这样像毛泽东一样的指点江山，笑秦皇汉武略施文采。而他这种评点文化的态度，对不在文化中人也同样不构成价值。
　　在我看，木心作为一种文化标本，有他自己的价值。一个八十多岁人，从走进社会到1949年十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接触一个尾巴而已。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二十多年，革心洗面，尽管不情愿，烙印还是根深无法剔除。这是木心先生最主体的文化根基，他所写〈上海赋〉其实也是五六十年代蝇营狗苟之上海市井(陈丹青注：《上海赋》全部写解放前之老上海，不是“五六十年代蝇营狗苟之上海市井”)。然后到美国，以美国态度来看他实际只接触一个尾巴的文化五千年与二十年的文化贫乏。
　　我以为，木心在2006年才在内地正式出版亮相的尴尬在于，现在我们的文化消费已经进入调笑时代(尽管愤青仍有一定市场)。新一代消费者既然被美国文化、卡通文化培育出来，本能地只耐烦于消费快餐文化，对文化积累、过去了的市井氛围均以为太累而不耐烦。快餐文化就是轻易得来不需细细品尝，吃起来轻松得不需吐骨头不需回味的文化，从嘴里进去从肠子里就轻松出来的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最需要的就是调笑，因为欲望基础解决之后，乐子，沙发土豆，乐一乐日子就轻松过去是最需要的，每天挣钱养车养房子是如此之累。木心是不能迎合调笑与好玩的，当然不是可轻松化解物。
　　文化奢侈品重新成为必须，一定要等闲得无聊真正能成气候之时。而木心又不是文化奢侈品，文化奢侈品产生于松弛而非紧张.他的大半辈子吃了太多的苦，苦大仇深的人大约一辈子都超脱不得。

　　（作者：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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