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文物出版社單行本書影

　　在探討近代金石學研究進程中，必須提及“甲骨四堂”：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郭沫若（鼎堂）及其研究著作。甲骨出於殷墟，也使得殷墟聞名於世。1928年，董作賓等學者在殷墟開始了科學發掘，從而奠定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基礎。也是在同一年，慘遭通緝的另一堂，郭沫若決定東渡日本。 1928-1937年，在日本的十年，是郭沫若35歲至45歲學術精力最為充沛的時期，無奈的出走避難，卻為他的金石學研究營建了一個更為合適的學術平台。眼前的《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收錄他於1931年6月至1937年6月這一黃金學術期間的二百二十餘封珍貴書信，恰好為我們廓清當時郭沫若潛心治學的模樣。
　　郭沫若，字鼎堂，號尚武，四川樂山人。出走日本前，他一直被定義為文學家、詩人。其作品《女神》被認為是當代最為優秀的革命浪漫主義詩作 。可在日期間，書齋式的研究，卻不遺餘力地挖掘了其考古與鑒賞方面的潛質。其《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完成之後，已移居日本的郭沫若突然開始懷疑《周易》、《詩經》這些自己立論的根基。也正是這份質疑推動了他之後對考古第一手材料的搜尋。
　　郭沫若首先希望能於圖書館找尋材料，可東京的上野圖書館卻使他失望至極。他轉而求助於早年去過的一家東京專銷漢籍的書店，文求堂。老闆田中慶太郎，深諳中國古籍版本，是一個每每談及中日學術交流時都無法回避的人物。他畢業於東京外語夜校的中國語學科，還是明治後期漢籍專門的版本學者島田翰的同學，在北京遊覽求學時與董康、傅增湘、張元濟等一流版本學者也有着不淺的交情。

郭沫若（1892-1978） 致文求堂書簡二百三十函 紙本信箋 尺寸不一
出版： 1.《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全部影印），文物出版社，1997 年。
2.《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日］內藤湖南、長澤規矩也等著，中華書局。
3.《中國書法家全集 郭沫若》，湖北教育出版社。
說明： 此為郭沫若僑居日本期間（1931 年至1937 年）致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父子的書簡及明信片共計二百三十函。所書均附原信封。

　　所以對文求堂而言，購進品質一流的中國研究書籍資料絕非難事。郭沫若自從結識了田中慶太郎之後一直充分借用着這份資源，如《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1934年六月九日那封信件展現的便是這樣一件事：郭沫若在編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時亟需《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羅福頤著）、《雙劍誃吉金文選》（于省吾纂集），請求田中先生代為購買。而且如我們所觀察到的，郭氏在選擇材料時並不局限中國，還有比如日本人耕田濱作的《泉屋別集》，加拿大William Charles Whiter的《洛陽故都古墓考》等外國學者的近期研究成果。如遇郭沫若的索書請求， 田中先生一般在隔天就會將所需書籍寄出，或遣人送達郭沫若手邊。通過與文求堂的往來，郭沫若深知田中及其兒子田中震二、田中乾郎對中國研究的修養，所以多有勞煩他們做些專業上的探究。如談及“河內”這一地名時，郭沫若知曉在漢代它意指河南省一帶，但實不清楚宋代所指何處，所以寫信拜託田中慶太郎先生代為考證。這樣的要求在《書簡》中時有發現，而且往往對方都能提供比較有價值的考證研究答復。　　文求堂老闆田中慶太郎不單只有書籍商人品行，同時兼具中國文化研究方面的異稟天賦以及美術鑒賞力。而且田中喜愛交談，店裡的座上客不乏東洋文庫主任石田乾之助，古物收藏家中村不折，篆刻家河井荃廬，時任日本大使的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等學界知名人士。這不僅替他招徠了生意，更促成了書店成為當時難能可貴的學術交流平台，就像清朝那時的北京琉璃廠書店一般。當時大阪的學者石濱大壺經常開玩笑說，如果上京的話一是要去東洋文庫拜讀，二是到文求大學來聽講。 可以想見，文求堂在日本學界的活躍程度。
　　通過《書簡》我們也可以看見，經常出沒文求堂的郭沫若在此或通過田中慶太郎與日本漢學界、考古學界的這層關係認識了不少人物。1932年郭沫若為了尋訪著作資料有意前往京都。據信件可知，此次京都之行本應由田中慶太郎陪同，最終卻由田中震二代勞。但是此行郭沫若卻結識了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水野清一等一批日本知名學者，並參觀了他們的考古教學場所。日後與他們的往來無不為郭沫若的著書立說提供學術啓發以及材料信息。同年十月十一日這封信件中，郭沫若便向田中慶太郎討要日籍收藏家中村不折所藏的甲骨照片，並詢問中村不折的家庭住址予以感謝。從二百多封信件可以發現中村的藏品可以說是郭氏在日期間研究著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再如郭沫若為傅抱石在日本的展覽牽線搭橋，之後也為傅氏《摹印學》的出版而引薦日本三井銀行老闆三井源右衛門的學術顧問河井荃廬，這都有賴於田中慶太郎的鼎力相助。所以，如果說郭沫若的那位日本妻子安娜為他創作《女神》提供了不竭靈感，那田中慶太郎或文求堂則為他的金石研究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
　　除了成書諸學術上的問題之外，這些書信還透露了他們之間經濟上、物質上的一些瓜葛，如印稅、稿酬、子女學費、代寄書籍費用等等。郭沫若先後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兩周金文大系圖錄考釋》等十四種中國古代史和金文甲骨文研究著作，其中有九種是由田中慶太郎的文求堂出版發行的。當時郭沫若全家生計全指望出書的稿費，難免有時會捉襟見肘，所以他們之間還存在“預支稿酬”的關係。當然牽扯到錢財方面也不免使兩人產生嫌隙，致使回國後的郭沫若對此頗有微詞。
　　但與此人情是非相較，我們更願意着眼於郭沫若在《書簡》中呈現出的以文會友一面。在異國他鄉的郭沫若卻在信件往來時堅持使用中國製造的精緻梅箋，首先意味着書寫者對收件人的重視，其次也可以探得郭沫若作為文人學者對生活的雅趣。他喜歡將近日創作的詩詞寄予田中慶太郎，賦詩共賞也正是一種尋求他人精神慰藉的途徑。“小庭寂寂無人至，款款蜻蜓作對飛”這樣的詩句多有其奔走異鄉的漂泊孤寂的意味 。
　　《書簡》的內容展示了他們之間不同於一般出版商與作者的特殊交情，它同時又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研究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間書法作品的稀缺材料。對早期考古文書的研究，反過來潛移默化地對他個人的書法創作產生了影響。如《書簡》中1933年五月三十日那封，結體厚實飽滿，方圓並舉，儼然一副早期楷書所具有的自然靈動與質樸純真的氣息。我們還可以從《書簡》中探出郭沫若早年的書法風貌。曾傾心蘇東坡字體，並結合自身浪漫文學氣質的他，較之職業書家而言，多了一份野逸自由的意味。誠如1933年正月十三日致田中慶太郎夫婦的這封書信，筆意接近東坡神韻，整體章法頓挫分明。只是郭沫若在書寫時更為恣意，體勢更為傾斜，結體更具有大小交替的變化。《書簡》的實用目的多少使得這類作品不加雕琢。但也正是這點更便於我們尋訪到郭沫若最深藏的書寫意識。郭沫若寫於1937年一月十日的這封書信，就將其內心對二王行草書法的體悟完美地表現出來。所以在日本的這些年給了他安坐在“書齋”中充分消化吸收前人精髓的時間與機會，並深深地影響其之後的創作。
　　回國後，投身民族精神文明建設的郭沫若不斷在調試自己的藝術風格。直到六十年代，他的書法風格“郭體”才日趨定型。 如1962年十二月郭沫若書寫的《草書 五言詩》便能體現一二，其結構疏密得當、虛實有度， 一副整齊中見變化的藝術情懷。 時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魏文伯創作此詩，並於兩位齊聚福州之時邀請郭沫若書寫。另一幅七言詩是郭沫若於一年之後拜訪南京之時，作與書並最終贈予李宇超先生的作品。他曾任山東省副省長、中共華東局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等職位。這兩幅作品中點畫與筆墨律動的爛漫悠揚，無不與其文學氣質互為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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