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完成的江苏淮安盱眙大云山汉墓群的考古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裂瓣纹银盒，这件文物非常具有西亚风格。其实，在此之前国内已经发现了多个类似风格的裂瓣纹盒，最早的是在山东青州发现的战国时期的。这些西亚风格的物品在古代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林梅村教授为我们勾画了一幅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海上路线图。
　　江都王汉墓中发现西亚银盒
　　考古专家认定，大云山汉墓的主人是汉武帝的哥哥、江都王刘非。在汉墓中发现的西亚风格的文物除了这件裂瓣纹银盒，还有一个银盆。这两件物品完全是捶揲成的，与中国传统制作方法迥异，但在西亚地区出土较多，一般认为这类银器为古代伊朗高原的艺术品。
　　所谓捶揲，就是充分利用了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用锤敲打金、银块，使之延伸展开成片状，再按要求打造成各种器形和纹饰。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皿的工艺源流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古亚述，盛行于古波斯。在古代中国，这一工艺在唐代才臻于成熟。
　　国内多座汉代墓出土裂瓣纹银盒
　　其实，在此之前国内已经出土多件此类风格的纹盒。在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银盒，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三支非洲象牙。这只银盒的盖、腹为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捶揲而成。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两边各饰一匝穗状纹带。盖面上分立三个后加的小凸榫，器底附近加铜圈足，盖面有两处刻汉字铭文。此银盒从造型到纹饰都与汉代器皿风格迥异，但在西亚波斯帝国时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与之相类似的标本。
　　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王墓(公元前128-117年之间)中出土的两件铜盒，其造型与纹饰与南越王墓中的银盒几乎完全相同。耐人寻味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器物坑中也出土了这样一件银豆。有专家统计发现，南越王墓(公元前122年)、石寨山滇王墓与临淄的齐王墓(公元前179年)下葬的年代大体相当。在同一时期，相距数千里的三地竟会出现如此类似的海外珍品，实在令人惊叹。
　　有趣的是，出土于广州南越王墓和临淄齐王墓的这两件来自域外的银盒，被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以及审美标准进行了改装，在银盒下面加上铜圈足，使之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器皿豆，体现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这样描述：“临淄西汉齐王墓银豆是在一个异国情调的银盒上加工改造而成，圈足和豆盖上三个卧兽是后来附加的。”
　　对于临淄西汉齐王墓发现的裂瓣纹银豆的年代，林梅村先生介绍：“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注意到银盒上刻有‘三十三年’的铭文，而汉代皇帝没有一个在位超过这个数的，所以认为这个纪年应该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山东青州出土战国时纹银盒
　　然而，在2005年，山东青州西辛村战国时期的齐王墓又出土了两个近东艺术风格的裂瓣纹银盒。林梅村先生在其专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曾这样评论两个银盒：“这个发现将近东艺术传入山东半岛的年代，从秦代提前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就目前所知，这种裂瓣纹金银器最早见于近东埃兰文明(伊朗南部)，工艺传统后来为波斯人、帕提亚人所传承。伊朗近年发现一件埃兰银器，艺术造型与山东青州战国齐王墓出土银盒以及临淄西汉齐王墓出土秦始皇三十三年银盒如出一辙。该器据说出自伊朗，器高17.8厘米，口沿刻有埃兰文，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前6世纪，那么，山东半岛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的埃兰银盒，显然从海路传入中国。”由此可见，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古代东西方的海上交通之路就已经建立了。
　　除了埃兰银盒外，林梅村认为，山东半岛战国墓还不断出土西方玻璃珠，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战国中晚期58号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山东临淄郎家庄战国1号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这些西方的玻璃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皆为蜻蜓眼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前3世纪。山东半岛战国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属于地中海东岸产品，无疑也是来自海路。
　　海路来华的西亚艺术品
　　南越王墓中的裂瓣纹银盒是海路的舶来货尚可理解，因为广州在汉代已是全国十九个都会之一，还是海外奇珍异宝的集散地。汉武帝平南越后，广州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枢纽。然而，在山东，古青州是古九州之一，覆盖了山东含胶东半岛在内的大部分地区，更是陆路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在青州和临淄出土的三个西亚风格的裂瓣纹银盒，会不会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运来的呢？为什么判断是通过海路呢？
　　对此，林梅村先生认为，在他一直从事考古的丝绸之路沿线，包括蒙古大草原和中原地区都没有发现过此类银盒，而集中发现的都是沿海地区，由此判断它们是由海路舶来的。可以推断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是同时进行的，由此可以想象中国古代与西方有着频繁的海陆交流。
　　对于公元前4世纪的人来说，航海并不发达，他们如何跨越大洋来到中国？林梅村推测，当时的海上贸易是一站一站进行的。比如，先从西亚将货物经印度洋运到印度，再从印度转运到越南，然后从越南运到广州，最后再运到东南沿海或山东半岛。
　　入海求仙与海上丝路
　　“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早已存在，早在公元前，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箕子便“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织绸技术就已传入朝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由秦始皇第十一世孙自朝鲜的百济传入日本
　　林梅村称，海上丝路的发展和入海求仙也有着某种联系。在战国中期，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多次派方士入海求仙，此后秦始皇、汉武帝继之，一次又一次遣方士徐福、韩终、卢生等入海，找寻“不死药”及“蓬莱仙人”，从而掀起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次入海求仙的浪潮。
　　“入海求仙”也影响到南方。就在这个时期，广东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过一些地中海东岸的蜻蜓眼玻璃珠，地中海东岸生产的玻璃珠还从海路传入长江中游地区。湖北博物馆陈列的一批战国时代的西方玻璃珠，就是埃及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年到公元前30年)的产品，这些埃及玻璃珠可能是从亚历山大城经海路辗转贩运到长江中游的。由此可以推测，当年的“入海求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对航海和海运产生了推动作用。
　　林梅村认为，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复原一条从埃及到亚历山大港，经印度、东南亚到山东半岛的古代海上航线，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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