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清王朝正經歷著康樂熙盛的康熙盛世，當皇家的富貴遇上文人的雅趣，犀角杯就成為皇子們書房案頭上的必備陳設。
　　這件极富文人韵味的《後赤壁賦》犀角杯卓然不群，其獨特之處在於底部款識，圈足內浮雕葉子漂於水波，上刻“龢齋”陽文篆書款。據有關資料，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有一套六枚青花瓷章，為雍正封號和碩親王時的印璽，其中就有“龢齋”陽文印，璽文書寫形制與此杯書款完全相同。故宮瓷印的製作時間為康熙四十八年後，且印文左右有龍紋，上方有“御賜”二字，可知是康熙帝御賜齋號。由此推想，此件犀角杯或是雍正尚為皇子時，康熙御賜的清玩雅器。
　　犀角杯高14.6 釐米，重424 克，以蘇軾《後赤壁賦》內容為母題，整杯取亞洲犀角滿工而作，移步換景地勾勒出可遊可賞的赤壁畫卷。犀杯外壁一側，有亭臺樓閣半隱林中，曲徑通幽、溪水潺潺，營造出“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的環境；蘇子相約友人，深夜出行。下方雕刻江水滾滾，三人在舟中圍坐，“攜酒與魚，複游於赤壁之下”，畫面層次深遠，可感“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美景。犀杯另一側，雕小船歸來，“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天上有一隻孤鶴橫江東來，於舟上空飛掠而過，“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杯尾處巧用犀角天然的天罡地溝，鏤空圓雕松楓矗立，製為杯柄，更有松木鬱鬱蔥蔥，數條出枝尋入杯內，饒有生氣。
　　在杯口下一處山石上，雕刻另一陽文款“文樞”，是明末清初犀角雕大家周文樞名號。目前所見帶有“文樞”名款的犀角杯多為陰刻，這些銘刻真偽參半，不乏傳承中後添款識，而陽文款則較為少見，可謂此犀杯的另一個亮點。
　　周文樞，清初金陵落第秀才，蘇軾，北宋元豐二年被貶黃州。兩者境遇除卻時空文献中，竟有著十分相似。周文樞如何從落魄書生成為犀雕大師的過程無史可考，但其傳世作品多以《赤壁賦》為題材，可窺他內心對懷才不遇的感慨和寄情清風明月的超脫。
　　仔細端詳這件作品，其雕刻技藝高超，圓雕、浮雕、印刻、鏤空無一不具、無一不精。人物不細求五官，只寥寥數筆，神韻全出；岩壁不苛造紋理，只大刀闊斧，一氣呵成；水流精雕細刻，條條分明，氣韻貫通，似聞水聲。內堂拋光圓潤，規整大度，撫之適手，可見作者對於犀角工藝的獨到體悟與大家風範。
　　多數《赤壁賦》犀角杯，著重墨刻畫蘇軾遊船的主題，意指其失意與落寞。而此作更像是一幅對山水秀美的風景畫，人物點綴其間。也許，這正是作者突破傳統表現方式而展現自己心靈的創作。他相信“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才是永恆之物，而蘇子所感慨的“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複識矣”的故事，已經隨著犀角杯又流傳了幾個世紀的滄海桑田。
　　犀角杯本已稀少，在歷朝歷代中或損壞，或遺失，帶有皇家名款的更是鳳毛麟角。而此件作品無論從工藝、款識、選料、色澤、品相都屬上乘，實為傳世犀角雕刻的精品。
　　“S”形，扁曲流暢。內口內一周陽刻卷雲紋，仿戰漢玉璧圖案而作，杯柄外側亦是如此。其他部位拋光打磨，只留犀角材料本色，頗為雅致。圈足內刻有“季玉”，為犀角雕名家顧季玉名款。其本人已無可考證，而傳世的帶有此名的犀角作品風格多樣，從此件素身杯之裝飾風格與眾不同，對其巧思匠心可窺得一斑。
　　明·犀角雕崇禎元年款隨形山子，前端有浮雕陽文“崇禎元年”篆書款，兩旁對稱飾曲卷上騰的龍紋。這類款識在現存的犀角作品中十分罕有，一者帶有明確紀年的浮雕陽文款有別於陰刻款識，可作為犀角年代工藝研究的參考；二者年款旁帶龍紋甚是獨特，應有著特殊的意義。
　　犀角中兩件尤侃製犀角杯也是難得一見。一件是犀角雕荷蟹杯，杯身為一荷葉，內外葉脈分明，一朵荷花盛開於杯側，以高浮雕手法展現，姿態生動。一隻螃蟹攀於葦穗之上。底部為翻卷的海水紋，也有四海和諧的寓意。另一件是尤侃製水紋松樹杯，介紹可詳見後文。

現代·阮寶光、
俞運斌合作象牙雕件
長：181.1cm

　　阮寶光、俞運斌合作的象牙雕件，利用長達一米八的整根象牙，高浮雕雕出數十個鬼怪人物，其中還有虎豹龍蛇，以示對文革時期苦難的藝術化呈現。
　　另外有GIA 鑒定證書的一串翡翠項鏈，也是非常難得，水頭瑩潤、翠綠可人。值得藏家關注。

現代·翡翠項鏈（附 GIA 證書）
31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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