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嘉德秋拍的中国油画当代艺术部分，周春芽早期作品《剪羊毛》(1981年作，170×236cm)以30475000元(人民币，如无明示则下同)成交，创下了新的个人拍卖纪录。嘉德公司为此作品制作的图录专册颇为精致，批评家栗宪庭先生的长篇评论也掷地有声，作品估价待询，媒体热议，引发了笔者“学术角度”的深思。

　　所谓学术，包含概念区分、美术史梳理和技法观念探究，以及展览序列、著录出版和艺术市场中的综合表现。这些因素凝结在一幅作品中，奠定了艺术家的高度、构成了具体的艺术史，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标的”。仔细梳理历次拍卖会中的“当代艺术”板块，屡创天价的作品都是各位明星的早期佳作。

　　对艺术家进行这种流派和年代的区别，各方的关注就会落到作品理念、所处时代、情感承载、艺术家作品序列以及整个美术史维度的地位，就不会出现在作品中寻找具象因素、和古典大师比较技法，甚至是考量“多少钱一平尺”的衡量标准。因为“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首先是一个历史学概念，通常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创作的艺术家作品，以此对应时间指向为民国时代的“现代艺术(Modern Art)”;“当代艺术”也是一个类型学概念，意指创作主张偏向“观念和表现”的作品类型，而非以“写实和技法”为主的创作。

　　这样看来，艺术家创作转型期的标志作品就会成为重要标的。例如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专场中，张晓刚1989年创作的三联画《生生息息之爱》就是《大家庭》的基础，很明显地运用了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

　　对重要展览、出版和拍卖纪录的甄别也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角度，这种工作越来越受到拍卖公司的重视。北京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先生花重金购买“1989林风眠台北个展”的出版画册和众多拍卖会上越来越贵的苏富比、佳士得历年图录集合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周春芽后来在《藏族新一代》的作品背面亲笔签下“《藏族新一代》1980年创作于四川美术学院，1981年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二等奖。1992年归于国内藏家，余得见最后一眼。一别十六载，今获重观，物存而世变，不胜感慨。2008年11月8日周春芽”。这幅作品当年获得的二等奖，仅次于获一等奖的罗中立的《父亲》。因此被画家本人称为“最重要的一张作品”，也被写入各种版本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史。

　　再有，当代艺术家个人和友人的陈述，展览、出版当事人的回忆，以及艺评人和美术史学者中立、深入的评论都是判断艺术家作品“坐标系”的重要参考因素，这些人类学意义上的文献，抛光了一颗颗珠宝，共同构成了艺术家之所以“著名”，艺术史之所以“发生”的存在。绝不是随便一张早期的涂鸦或随意一张习作，其背后都承载着明确而清晰的语言风格、历史线索和学术价值。

　　要注意的是，虚头评论、真假混版、频繁上拍、托价做局都是打着“学术”旗号的把戏，还需要借助专业意见和用心体察谨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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