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儿胡同新四合院。

菊儿胡同41号改造前（资料照片）。

　　菊花，北京的市花。凌霜盛开，西风不落，香透京城。
　　南锣鼓巷中段往东一拐，是一条名叫“菊儿”的胡同。那里与繁华、喧闹隔离，与市井烟火相连，历经几百年的延续、发展，成了嵌在北京城的一道肌理。
　　在“大胡同三千九、小胡同赛牛毛”的北京，菊儿胡同独具一格。
　　二十年前，这里实施了一项颇具轰动效应的旧城改造工程，北京首例新四合院脱颖而出。新四合院建筑面积不过两千多平方米，设计者却是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这组建筑群的设计，得到过“联合国人居奖”等数不清的奖项和赞誉。
　　二十年后，沧海桑田。这片已成“绝版”的新四合院盛满历史故事，依旧韵味十足。
　　菊儿胡同
　　从胡同口向里望去，菊儿胡同像每个北京旧城中的老胡同一样，有些凌乱、破旧，却安静、祥和，温情脉脉。
　　菊儿胡同不算窄，胡同两侧的墙根下，散乱地停着几辆汽车和自行车，中间还能容得下汽车通行。初冬的暖阳下，几位老人在墙角下闲坐，下棋、聊天，或者含饴弄孙。胡同两侧的灰色、黑色的墙头屋顶，几株荒草已经枯黄，院落里的大树把枝蔓伸展出来，不时撒下几片落叶。爬山虎覆盖着向阳的墙面，紫红的叶子正绚烂着。
　　目之所见，与北京旧城中阡陌交织的那些胡同并无二致。真正让菊儿胡同闻名于世的，还要往里走到胡同中部才能得见。那里隐藏着一片北京旧城中少见的新四合院——菊儿小区。上世纪90年代初，它曾以旧城改造试点的身份引起过全北京，乃至全世界的重视。
　　“那时候南锣鼓巷还没有火起来，菊儿胡同的名气可比现在的南锣鼓巷还要大呢。”菊儿胡同社区党委书记李媛说，“以前提到菊儿胡同，特指的就是胡同中部的菊儿小区。”
　　菊儿小区在菊儿胡同北侧，17号至49号几处院落。从外面看去，二至三层的小楼，青瓦白墙，看上去有些徽派建筑风格，恍如到了江南。但那青色小瓦砌成的房脊屋檐，又与两旁的老房子连成了一体，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北京胡同的“天际线”，以至于从远处眺望时，丝毫觉察不出这片建筑比周边明显高出一截。
　　信步走进菊儿小区，一进套一进的小院，给人以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层层进深之感。这座两进的院子，格局上就是“长高了的四合院”，三层高的建筑四面围拢着一个小院子。楼不高，院子虽小却不压抑，像极了老北京的四合院，那么严整密实。
　　按照北京四合院的格局说，西厢房一层的窗台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溜大白菜；几盆菊花在初冬的暖阳中绽放着最后的美丽；二层窗户开着，一根架杆挂着鸟笼探出来，笼里的画眉蹦蹦跳跳，“唧唧啾啾”……
　　平房院里的北京生活图景，就这样立体呈现在这座新四合院中。
　　在北京，新四合院却仅此一例。即便是在长不过400多米的菊儿胡同中，菊儿小区也是“另类”。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典型的北京胡同、四合院生活，无数次地被人感怀。当胡同残破、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时，这里的生活却远没有文人、名士笔下那样的诗情画意。
　　因写出《城记》而名噪一时的新华社记者王军，也曾是菊儿胡同的居民。说起来，王军对北京胡同魅力的认知，是从菊儿胡同的一个精美的汉白玉石墩开始的。胡同里的老人告诉他，这儿以前是荣禄府，整个荣府占了菊儿胡同的一半，中间有花园，西边立着洋楼，东边则是四合院。
　　这些来历典故让他第一次对北京的胡同有了概念，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魅力，由此才有了历时十余年潜心写就的《城记》。
　　但1991年，王军提着行李搬进菊儿胡同中的宿舍时，他的第一感觉颇有些失落：“这个破地方……”
　　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王军对胡同和四合院的认识尚处于不以为然的阶段。他看到的是残破斑驳的院墙、混乱拥挤的大杂院和胡同口火柴盒一样的老式居民楼，毫无美感可言。
　　那时候，隐藏在胡同中部的菊儿小区刚刚建好，颇有些鹤立鸡群。王军也并不知道，这片独具韵味的新四合院，却曾经是菊儿胡同中“最破的地方”。
　　“张大民们”的联名信
　　菊儿胡同中“最破的地方”，是原来的41号院。这个门牌号码现在依然保留在原处，是菊儿小区西侧的一个院落的第一进院子。菊儿小区建成之前，那里是一座寺庙衍生出来的大杂院。
　　菊儿小区建成至今已有20年。当年41号院的居民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他们有的在1989年改建时就迁出，后来入住菊儿小区的住户，这些年中或是已经将房子出售，或是在别处另购了新房、把菊儿小区内的房子出租，都已经搬离了此处。
　　不过，在菊儿胡同老人们的回忆中，都会提到41号院一个叫李福增的老人。李福增几年前去世，但老住户们说，当年菊儿胡同能改造，是李福增发起的联名信立了功。
　　今年86岁的马玉琴就出生在菊儿胡同，1990年作为第一批回迁居民搬进了菊儿小区。采访时，老人笑着说，除了院子里那棵老榆树，这条胡同就数她资格最老。
　　老人介绍，41号院在明朝时是一个朝廷大员的家庙，叫弘德禅林。据说到清朝时还有香火延续，由毗邻菊儿胡同的前圆恩寺代管。清末民初，这座寺庙逐渐衰败。日本占领北京期间曾在此驻军。日本投降后，不断有人搬进去居住，李福增家就是1945年住进41号院的第一批。大殿、佛堂、厢房都被改成了住宅。后来，这里总共住进了24户，80多口人。
　　地方只有那么大，人却越来越多，住户们只好在院子里不断加盖着房子，小厨房、小房间、小棚子，逐渐把一座院子挤占得转不开身。
　　马玉琴清楚地记得几十年的老街坊，李福增“是个说相声的，爱开玩笑爱张罗，街里街坊有事都爱找他拿主意。”
　　“前几年有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把大杂院的树都盖到了自建的小房子里。那个张大民简直就是照着李福增写的。”马玉琴说，李福增家搭建的房子，房檐都顶在了院里的那棵老榆树上。
　　即便是这样，房子也还是不够住。根据菊儿小区施工前的调查资料，当时需要改建的7个院子，共有44户居民，人均住宅面积只有5平方米多一点儿，其中最困难的人均面积仅仅2.5平方米。
　　马玉琴原来住在45号院，也在改建范围内。那座院子正房加厢房共12间，但一共住进了4户近20口人。马玉琴一家住着其中四间。老人育有五个子女，“幸亏儿女们还算有出息，成年后都有自己的住处。我们的四间房就是老两口和二儿子、儿媳四口人住，在这一片算是住得宽敞的。”
　　除了居住条件拥挤，其它大杂院生活的诸多不便，这里“一应俱全”。比如用水，菊儿胡同内甚至不能实现每个院子一个公用水龙头；比如上厕所，要走上几百米到胡同口才有。
　　而这些“不便”，在当时的北京却可以说是“普遍现象”，大杂院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北京人的共同生活。真正让菊儿胡同41号院居民不堪忍受的是“危积漏”。
　　所谓“危积漏”，是那时候规划、房管部门的一个通用缩略语，全称应该是“危房、积水、漏雨”。
　　原东城区房管局副局长王守元，对菊儿胡同最熟悉不过。那是一片典型的“危积漏”地区，尤以41号院为甚。
　　据1987年的统计资料，当时全市破旧危房的总量超过1500万平方米，菊儿胡同中大部分住房都被列入其中。漏雨的现象更不必多说，王守元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一到汛期，房管部门“救水”比救火队还忙。
　　41号院最突出的问题是积水。菊儿胡同本就是这片区域的低洼地，41号院比胡同街道还要低了够1米，一到雨天，这个院子就成了整个区域的“蓄水池”。
　　为了堵水，41号院每家每户都垒起了大门槛，但还是拦不住雨水进屋。大雨过后，41号院各户“哗哗”地从屋里往外淘水成了“一景”。
　　1987年汛期的一场大雨过后，被“挤兑”急了的李福增提笔给市政府写了封信，诉说困境，请有关部门对“危积漏”进行整修。
　　很快，有关部门到李福增家里了解情况，但是此后一段时间又没了下文。李福增觉得是自己一家人的力量太小，又写了封同样内容的信，招呼41号院都签了名。
　　联名信寄出去了，却很长时间没有政府部门回应。倒是一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女研究生在不久后敲开了院门，挨家挨户做起了调查。
　　这项调查透露出的信息，超出了41号院住户原本的期许：菊儿胡同要改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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