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钱树”于上世纪在宝鸡地区出土，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钱树”为红铜质，通高15.9厘米。树杆(浇铸糟)右侧挂有两枚铜元，上为“甘肃铜币”，径3.95厘米。铜币正面为一小乳钉组成的圆圈，内有上下左右分列的“甘肃铜币”四字，中心饰一芙蓉花。圈上缘书“中华民国十五年”七字，下缘书“当制钱壹佰文”字样，左右各饰一四瓣花纹。铜币背面是交叉的两面旗帜，上下饰以团花。窄凸缘，缘内饰以小乳钉。下为“四川铜币”，径3.95厘米。铜币正面为一小乳钉组成的圆圈，内有上下左右分列的“四川铜币”四字，其中心饰一芙蓉花。珠圈上缘书“军政府造”四字，下缘为“当制钱壹佰文”字样，左右饰以花星纹。铜币背面中央大圆圈内为一篆书“汉”字，“汉”字底有细密的横竖纹。“汉”字大圆圈外环绕有18个小圆圈。上缘为“中华民国二年”字样。窄凸缘。树杆(浇铸糟)左侧上下排列有三枚铜元，均为“四川铜币”，版本与右侧下同。

　　有人说这件藏品很像钱树。钱树这种器物的发现有着较明显的区域与时代特征，是汉代墓葬中常见的明器之一，多出土于陕南及西南的云、贵、川一带。它的造型像树，多为铜质，因此被冠以铜钱树。这件藏品形似“钱树”，但是它与考古中看到的汉代钱树相比，不论是时代还是内涵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器表留有明显的浇铸痕迹，说明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树”，只不过是铸造钱币过程中未完成的半成品而已。一般说来，这个时期出现的铜元是仿照香港铜辅币铸造而成的，多采用机器铸造。但这件半成品铜元显然不是机制，而是采用传统的模具铸造的。模具上供铜液流动沟槽，呈现为树枝的形状，再经过剪断、打磨之后，才会真正成为铜元的形状。

　　这件半成品上有“甘肃铜币”与“四川铜币”的两种版别，从目前钱币收藏市场的行情来看，这两种铜元的价值并不很高。但是，这种集不同省区，不同版本，不同年份的铜元于一个铸模上，笔者还是第一次看到。它折射出的是当时社会与经济的乱象。

　　四川铜币上的“军政府造”字样说明，铜元并不是由国家财政部门铸造，而是由军政府铸造的。这说明当时中国经济不振，而战事又连年不断，各地军阀大量扩充军队，但由于财政入不敷出，所需军饷又严重不足，出现了严重的钱荒，于是，各地军阀势力就以军代政，自设兵工厂和造币厂。尤以割据四川、甘肃各地的大小军阀最为突出。设备不足，他们就因陋就简，采用晚清时期已淘汰的传统翻砂铸造法铸造铜元，于是粗制滥造品充斥市场。

　　此外，仅就这件“钱树”上同时出现的“甘肃铜币”与“四川铜币”而言，说明铜元不是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的，而是由各省自行铸造和流通。国家如此，一个省的管辖区域也是五花八门，无法控制。甘肃与四川是两个行政省区，“甘肃铜币”与“四川铜币”却同在一个钱模上，这件“钱树”又从陕西宝鸡出土，似乎说明这些铜元上的省区字样，与行政区域的管辖并无内在联系。它要么是由统领陕甘川地区的军界铸造，要么是由民间私人铸造。

　　另外，四川铜币的正面有“军政府造”字样，而甘肃铜币上并无“军政府造”标识，说明铜元的版本并无统一的标准要求。还有四川铜币上的纪年是中华民国二年，甘肃铜币上的纪年是中华民国十五年，起码说明铜元上的这些纪年，并不是当时铸币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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