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三大体系”的建设摆上议事日程。“三大体系”建设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文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博物馆文化的力量、情怀与智慧，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

　　博物馆文化的力量来自于“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很值得探讨，涉及的内容很多。如怎样来避免市民基本文化权益差距的扩大，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怎样把文化的影响寓于服务之中。今天我们讨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博物馆的发展，这个“服务”应该在原来的意义上深化一步：要把文化的影响寓于“服务”当中。同时，通过我们的服务和事业的发展，要促进人际的文化交流，提高市民的道德素养，促进社会文化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有了以上这些理念，即便我们还是谈具体的服务问题、服务措施、服务途径，实际已涉及到观念的更新和运营基础的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边界的确认、文化品牌的养育、文化资源的整合、投入机制的改善、公共文化政策的配套等等。

　　养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博物馆文化的力量、情怀与智慧，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崛起的文化准备。上海博物馆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重要文化窗口和艺术殿堂，展示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承载着炎黄子孙的历史文脉与辉煌业绩，播扬着城市文化的民族精神与人文风采，同时也融入了上海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与悉心养育的“精、气、神”。上海博物馆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人文资源，又担负着沟通南北和融会东西的文化使命。上海博物馆至今已经走过了近60年的发展历程：从陈毅市长题写馆名、南京西路原址的艰难创业，到河南南路旧馆的卧薪尝胆、锐意变革;从人民广场新馆的顺利建成，到以“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为标志的系列大展和几次国际研讨会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每一个飞跃都记载了上海博物馆视自己为城市公共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生命体，托起民族文化的辉煌，进行中华文明的传承，解读历史，净化心灵，播扬先进文化，守望精神家园。

　　博物馆文化以其民族凝聚力，诉说着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其历史穿透力，演绎着漫长历史的沧桑巨变、岁月坦诚;以其文化渗透力，寻觅着中华文明的悠悠源头、绵绵根脉;以其艺术感染力，守望着精神家园的世代传承、人文自豪;以其全球影响力，促进着世界文明的文化对话、智慧养育。我们记得“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上海博物馆落下帷幕的那个夜晚。在上海博物馆的50年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展览把闭馆时间定在子夜，让最后一批观众在迎接晨曦时离开，而气氛比开幕式还隆重热烈。在办展的三四十天间，每天凌晨，摄氏零下5度，在严寒中开始形成队伍，直至早上开馆。进馆后，在两个展厅前依然排起长队。在二楼展厅的《清明上河图》前，一排就是几个小时。“文化热浪”席卷了申城，新世纪的上海完成了一次颇具辐射力的“文化轰动”。这个“国宝展”，打动人的不仅仅是72件顶尖水平的国宝，还有伴随“国宝展”而呈现的民族凝聚力，它诉说着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博物馆守望精神家园的时代情怀

　　上海博物馆是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建馆近60年来始终以发展城市文化为己任，以真诚执着的人文情怀为几代“上博人”的共同追求。1996年，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以后，已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明的一个地标，成为上海城市精神风貌的一个象征，成为“上海都市胸膛上的一座艺术殿堂”。我们在实践中感悟到：正是因为博物馆的真诚执着的人文情怀，才使参观博物馆成为观众的持续的向往;正是因为博物馆观众对于博物馆的厚爱和倾情，才使博物馆的发展赢得了永久的活力。

　　上海博物馆的发展与荡漾真诚的人文环境是分不开的。新馆建成以后，上海博物馆的硬件设施有目共睹，软件管理也日趋强化，各项业务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是维持现状还是自我加压、再创辉煌?上博选择了后者。上博始终倡导在真诚执着的人文环境中“超越自我”。为此，上海博物馆明确提出了弘扬“敬业、创新、一流、合作、务实”的“上博精神”。

　　上海博物馆在公益性服务上开启了走向社会的新途径。1998年举办了新馆首届“中学生夏令营”，从2000年开始，围绕“博物馆与现代都市”、“博物馆与社区建设”、“博物馆与全球化”、“博物馆与青少年”等主题，每年举办一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周”文博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包括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生征文与文博夏令营、建立学校型文博基地、举办社区居民的收藏展览和专家陈列室讲解、策划专题新闻报道等内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方面有参观导览与博物馆体验活动、文化实践与艺术体验、学生讲座、夏令营活动、行走上海、教师研习会活动等。2010年，共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00场。

　　上海博物馆与捐赠者之间，有着异常亲密的友谊，相互倾诉真诚执着的人文情怀。社会上收藏家以及他们后代的无私捐赠是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的一个重要来源。近60年来，捐赠文物的有1000人次以上，捐赠的等级文物和一般藏品的总数达11万件以上，其中有很多是上海博物馆的重要馆藏。在上博的前厅有一面“金榜”，上面按年度排列着这些捐赠人的名字，上博以此铭记捐赠者。上博在对待捐赠者的工作中特别强调务实感人、以情动人。上博对捐赠者十分关心，经常看望捐赠者，当捐赠者有困难，总是热情帮助解决。上博没有忘记50多年前捐献国之瑰宝——大克鼎、大盂鼎给上海博物馆的百岁老人潘达于。上博长期和她保持着亲友般的关系，逢年过节总要去探望她，平时也不忘问候，并为她解决实际生活困难。老人过百岁生日，上博举办大克鼎、大盂鼎联袂展出的特别展览，举办隆重的百岁寿庆，令老人十分感动。正是这种工作作风，使上海博物馆的朋友越来越多，捐赠活动持续进展，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不断得到充实与丰富。上博以灼热的真情赢得社会对于上博的更为浓烈的真诚与倾情。美国华人许骧夫人捐赠“明代文徵明行书扇面”等古字画文物;庄贵仑先生捐赠明清家具;菲律宾庄长江先生、庄良有女士代表庄氏家族捐赠庄万里先生“两塗轩”书画珍品233件。为表彰庄氏家族挚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和支持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真诚精神，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庄氏家族的代表庄长江先生、庄良有女士颁发了白玉兰荣誉奖。同日，在上海博物馆隆重举行了“菲律宾庄万里先生两塗轩珍藏书画精品展”的开幕仪式。张永珍博士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高价拍得清代雍正年间景德镇官窑烧造的一件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她毅然决定把这件罕见的珍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张永珍博士颁发了白玉兰荣誉奖。上海博物馆为此特别举办了“张永珍博士捐赠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特展”，永久收藏并展出这件流失海外多年的珍品，使之从此不再飘零。

　　上海博物馆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展览交流日益加强，学术交流不断深入，人员交流顺利启动，博物馆文化礼品开发的交流合作日益受到重视，上海博物馆积极参与许多国际论坛，在美国的“上博之友”也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交流中有许多国际友人主动捐赠珍贵文物给上海博物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上博共举办或参与出国境展近100个，其中近70个是在新馆落成开放后举办的，展览涉及22个国家98个文博单位。与此同时，上博还从海外引进展览54个，其中新馆落成开放后引进展览44个，与22个国家50个文博单位开展了合作交流。这两种形式的展览交流，为我们开阔眼界、转变思路、培养人才、提高学科研究水平、融入国际博物馆大家庭，推动上博各方面的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历史使命

　　在上海博物馆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诞生了世人瞩目的《上海宪章》，对博物馆应负起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进行了庄严的承诺。与会的26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50名代表表示，要坚定地肩负起大会以后传播与实践《上海宪章》的光荣任务，实现神圣的历史使命。

　　作为《上海宪章》的诞生地，上海文博界如何应对庄严的承诺呢?应对思路理应是：对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应有不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内容及其特征，对艺术、历史类博物馆和人物纪念馆应重点保护和开发物质文化遗产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大力发展行业博物馆，全面、系统、互补地形成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博物馆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舞台，还应依靠社会和社区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各种服务。我们还要进行博物馆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科学方法论等跨学科的研究，积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先进手段，进一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新的理论思考，积累新的实践经验。

　　现在的博物馆普遍承担着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管理职能，而如何承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责任，对大多数博物馆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首先必须建立起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收集、保护、研究、整理、建档、交流的方法，制定相应的规划，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力、物力的投入，密切与国家保护机构和国际保护组织的联系，逐步建设较为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有效机制。同时还要认识到，要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博物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协助并促进有关部门加强相关的立法工作。这是当务之急。

　　上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是和它对文化遗产的认知过程相一致的。主要表现在，从最重要的单个有形文物或古迹的保护逐渐扩大到对历史街区、城镇和自然遗产的保护。1950年7月，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即着手调查本市的古文物建筑，实施了对点春堂等49个文物建筑进行保护的工程，从此开始了新上海保护物质文化遗存的历程。到目前为止，上海已拥有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130余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虽然有个认识过程，但确实也一直在践行，其表现主要是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如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组织对民间文学艺术诸如文学、音乐、歌舞、戏曲、说唱、剪纸、皮影、刺绣、编织等等，进行抢救、挖掘和整理，采取笔记、图画、记谱、录音、照相等方式对传统技术进行整理，成功地抢救了许多已濒临危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来，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被称为“百戏之祖”的中国昆曲名列其中，这更是提高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的认识。同时，以博物馆及相关文化单位为主体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网络开始逐步建立，这将为以后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上海的博物馆建设发展很快，许多博物馆在发展中也充分注意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这其中有些是博物馆工作本身的需要，如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水平在全国享有盛誉。上海博物馆采取了“人才培养、人事制度改革”的新举措，使研究鉴定和文物修复等方面的人才不断得到培育。同样，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上海民俗风尚研究也是成果斐然。有些博物馆本身的建立，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保护、研究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的。如上海乐器博物馆、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等等。随着博物馆高科技，特别是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博物馆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保护方法、保护手段也都有了明显的多样化趋势。比如采用多媒体的音视信息采集、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得到良好的、长期的保存。当然，从根本上说，由于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人，因此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涉及到人，加强人员培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

　　艺术类的博物馆应努力保护和开发物质文化遗产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帖传迁的探究是研读晋唐宋元法书名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内容。上海博物馆入藏王羲之《行书上虞帖卷》就有曲折而生动的过程。上一世纪70年代，上博专家在清理古代书画时发现了此帖，但当时并未“识宝”，又被冷落了三年。后来有关领导和专家重提此事，请谢稚柳先生鉴定。谢先生对此帖与唐宋其他法书名作进行比较研究，充分肯定此帖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一时尚难断定此帖是哪一朝代的摹本。正在他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此帖右上角的南唐的“集贤院御书印”映入眼帘，又见下面一印，但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晚上，他在灯光下又琢磨良久，忽然记起清末有一收藏者曾在逃难时把《上虞帖》缝入棉衣，由北方带到南方，以后便沓无音信。此帖会不会就是当年“消失”于南方的国之瑰宝?再过了几日，谢先生在展开此帖研究时，又突然想到这方无法辨认的印章可能是南唐的“内合同印”。于是，上海博物馆借来了先进设备，拍摄了软X光片。奇迹出现了，果然显现出“内合同印”。“内合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两印在宋代被称为金印，而历史记载《上虞帖》正有此两印。这一证据，基本确定了《上虞帖》是唐摹本的说法。后来，上海博物馆的裱画师再创奇迹，把这两个印章清晰地予以再现。国宝确定，正式入藏!在千年遗珍的传迁过程中，物质文化遗产演化、积淀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揭示与研究，显然增添了物质文化遗产的确定性、历史感、传奇性、文化含量和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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