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木伦遗址出土的诺氏驼右上颌骨(前)和皮毛犀牙齿化石(后)。

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部分石器标本。

乌兰木伦考古发掘现场全景。

(乌兰木伦遗址考古队提供)

　　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人们进入了通往几万年前的时光隧道。
　　古生物化石爱好者古日扎布最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2010年5月，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河边一处泉眼旁发现的十几件古生物化石，竟然引导考古学家们揭开了一处在我国非常罕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遗址。
　　2011年11月3日，在地质学、年代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专家的协助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公布了他们一年多来对乌兰木伦遗址的初步发掘成果——虽然目前发掘的遗址面积只有区区几十平方米，但足以成为该地区9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

　　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中期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人”是来自非洲还是源于本土进化？考古学界多年悬而未决，并不断引发激烈辩论的热门话题，由于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遗址的最新发现——
　　“从进化的角度看，那时的人类与今天的我们已经相差无几，而他们对岩石的认识、狩猎的知识，远远在今人之上”
　　在乌兰木伦遗址发掘现场，记者看到，仅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发掘面上，就密密麻麻布满了数十个不同颜色的标签——标签，标明的是出土标本的精确位置；颜色，则对它们的类别进行了区分。
　　“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多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感叹道。目前，已经出土了4000余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3200余件古动物化石，在发掘现场以及沿乌兰木伦河向上下游拓展三四十公里范围内的考古调查，让考古人员采集到人工打制石器遗物超过1400件。“从进化的角度看，那时的人类与今天的我们已经相差无几，而他们对岩石的认识、狩猎的知识，远远在今人之上。”陈星灿说。
　　“和萨拉乌苏一样，这里也属于湖相沉积的地质构造。但在这处遗址被发现前，从没有人注意过这一点。”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袁宝印研究员经过研究后认为，今天的乌兰木伦河流域在几万年前曾是湖泊，并有多条河流注入乌兰木伦古湖，遗址所在地就是其中一条河流进入古湖形成的一处三角洲。他解释说：“这里靠近水源，同时，来饮水的动物又为古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大量石头也为他们制造石器工具提供了原料。因此，这里成了古人类活动的理想场所。”
　　1922年发现中国第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到第一件人类化石牙齿标本的萨拉乌苏，距离乌兰木伦只有30公里。但90年来，相关考古进展并不显著。“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中期文化？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是如何演进的？中国‘现代人’起源哪里……这些问题，在上世纪的研究中都未能得到解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研究员说,“此次乌兰木伦遗址发现的成果多、研究的潜力大，有望补充此前的研究。”
　　“发现了大量制作成型的骨器，它们和‘修柄’石器一样，都是旧石器中期的典型特征”
　　此次在乌兰木伦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包括锯齿刃器、凹缺器、各类边刮削器和适于装柄的各类尖状器、鸟喙状器、石锥、石钻、石刀、使用石片、盘状器、雕刻器、原始石镞等，类型非常丰富。
　　“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石器加工精美，制作的目的性非常明显。”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侯亚梅研究员举例说，“这里制作石器的原料以石英岩为主，而大多数石器采用的都是其中上好或中等以上的石材，这表明制作者对原料是有选择性的；有的石器已经出现了‘修柄’的意识，装柄的工具显然更便于使用；此外，我们还筛洗出了大量在制作石器过程中产生的石制碎片，有些甚至可以拼合复原，这证明，该遗址曾是古人类制作工具的场所……”
　　由于在我国很少发现类似以欧洲莫斯特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中期石器器型——用石片精心制作的边刮器和三角形尖状器等，因此，多年以来，对中国是否存在旧石器中期时代，学界一直有不同观点。
　　“此次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制作成型的骨器，这和‘修柄’石器一样，都是旧石器中期的典型特征。”侯亚梅说。不仅如此，此次在乌兰木伦河上游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多件具有莫斯特文化特征的石器。虽然这些石器是在地表发现的，缺乏原生地层的背景，无法肯定这些工具的具体制作年代，但从宏观的地貌观察上可以推测与乌兰木伦遗址的年代相差无几。如果进行进一步发掘，是否能为中国存在旧石器中期文化带来新的证据？考古专家对此抱有期待。
　　“乌兰木伦遗址处在一个关于中国‘现代人’起源的敏感地段和时段”
　　对于乌兰木伦遗址的年代，北京大学张家富教授进行了测定。“使用了‘光释光’和‘碳十四’两种方法。”他的初步检测结果显示，乌兰木伦遗址年代距今约3万年至7万年。
　　“这使得乌兰木伦遗址处在一个关于中国‘现代人’起源的敏感地段和时段。”考古学家表示，从地域看，地处东北亚腹地的乌兰木伦遗址，在非洲、欧洲、亚洲古人类迁徙的交汇地带；从时间看，它恰处在距今10万年到5万年或者更晚近一些，这个“现代人”起源争论最关键的时间段。
　　专家们解释说，虽然人类起源于非洲已是国际学界共识，但对于更晚近的“现代人”起源，学界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主张“近期非洲起源说”的学者认为，大约在距今10万年至5万年，由于第四纪冰川期的极端严寒气候，除了靠近赤道的非洲外，世界各地的本土古人类都已灭绝，包括中国境内的“现代人”都是由非洲晚期智人在冰川期结束后再次迁徙而来，科学家甚至通过追溯生物遗传基因，找到了现今所有人类的共同祖先“非洲夏娃”；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区域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他们通过对考古发现的人类化石特征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现代人”是在相对独立的地域通过连续进化，辅以与外来人类互相杂交保持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而来。
　　此前，在华北地区，处在中国“现代人”起源这一关键时期的遗址仅发现了辽宁小孤山和萨拉乌苏两处。因此，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格外令人瞩目。
　　有专家认为，乌兰木伦遗址发掘出的石器形状以及大量留有工具切割、砍剥痕迹的古生物化石，正反映了在寒冷加剧的冰川年代，为了适应环境变化，本土古人类开始更多地狩猎以解决食物问题。乌兰木伦目前出土的古动物化石都来自食草动物，未见食肉类动物，似乎更印证了狩猎活动这一推断。遗址发现的用火痕迹，或许意味着当时的人类已经有了熟食的习惯。根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董为研究员对出土的披毛犀、野马、大角鹿等古动物化石的分析，这时候正是晚冰期中相对较暖的时段，当地水草丰美，非常适宜人类生存。“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无疑会为后者增添更多重要资料。”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评价道。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号文研究员指出，乌兰木伦与萨拉乌苏虽然仅距30公里，但目前出土的标本却有很大差异，两地古人类是否有关联？此外，乌兰木伦带有莫斯特文化特征的石器是欧亚古人类殊途同归还是相互交流学习的结果？在乌兰木伦遗址中最终能否发现古人类的化石……在乌兰木伦遗址，很多问题还没有答案。
　　或许，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新发现带来的，永远是更多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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