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祁志龙个展在印尼雅加达国家美术馆举办，展出的作品时间跨度长达16年(1992-2008年)，几乎囊括了祁志龙每个创作时期的作品。稍有遗憾的是，祁志龙作品的藏家比较分散，很多被欧美藏家收藏的作品难以借回，因而无法严格地回顾祁志龙整个创作生涯的全貌。不过，这个展览还是受到了雅加达美术馆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甚至提升到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度。促成这次展览的正是印尼CP基金会的余建安，该基金会是印尼双年展的主办方，曾为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周春芽等中国艺术家举办过展览，在此过程中，也购买了很多祁志龙的作品，因而促成了这样一个展览。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在印尼的推广和宣传，余建安可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谈到祁志龙作品的收藏，最受市场追捧的无疑是他的“中国女孩”系列作品，但是他的创作却并非一帆风顺。在“中国女孩”之前，祁志龙从1992年开始创作“消费形象”，艺术家借此关注的是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所展现的乐观前景。作品中融入了一些政治元素，很快便被冠之以“政治波普”的名号，但祁志龙的本意却是用“政治波普”的元素对其进行消解，因而是“政治波普”的反面。而且，祁志龙在当时便采用了平面化的创作方式，不仅在时间上超越了村上隆后来提出的“超平面”的概念，其前卫性也超越了当时风行的“政治波普”。

　　不过，这批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只有老栗是肯定的，，还说要推荐他去威尼斯双年展，但是最后不了了之。后来，这一系列作品被推荐参加“后89中国新艺术大展”，策展人张颂仁买了一幅他的三联画，但最终也没有展出。祁志龙说，张颂仁觉得他的作品太像广告了，而这恰恰是他在语言和方法上最前卫和先锋的地方，也证明了他的作品并非“政治波普”。失去了这两次机会，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创作方向是否有问题，因为“消费形象”太接近广告语言，很多人难以接受，于是他开始采用保守和传统的语言进行创作，这才有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中国姑娘”。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祁志龙有意借鉴了“红光亮”的效果，虽然画面看上去有古典的意味，但正是这种借鉴，其中的反讽性昭然若揭，也赋予了作品更为当代的感觉。身穿军装的女孩、妩媚的笑脸、亮丽的色彩，“中国姑娘”的这些特点使得祁志龙成为了“艳俗主义”的代表性艺术家。祁志龙说，作为一个有一二十人参与的群体性艺术潮流，“艳俗”这个概念是老栗、徐一晖和他在不断的讨论中得到的，并最早出现在徐一晖、王劲松和他1996年的展览“大众样板”中。

　　“中国女孩”虽然好卖，但是祁志龙却搞不懂自己市场的起伏。比如2006年，纽约苏富比首次推出亚洲艺术品拍卖，张颂仁抛出了上文中提到的三联画，不过最终上拍的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最后拍出了相当不错的价格，位列该专场成交价前10名。祁志龙回忆说，当时他很兴奋，以为自己的作品会进入市场前列，但后来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至于他作品的整体行情，他说都不在他意料之中，虽然行情起伏对他的情绪有一定的影响，但祁志龙能够马上调整自己，早已形成了静观其变的心态。

　　1998年之后，“艳俗主义”开始走向极端，祁志龙觉得，他个人的素养已经不能承受这种艺术形式，于是创作语言更加回归传统，画面中反讽的女孩逐渐被怀旧的形象所取代，呈现出模糊化的特点，其中的中国元素也逐渐隐去。但无论风格如何转变，女孩自始至终都是他作品的主题。2007年之后，在经历了反讽、怀旧之后，他开始创作纯粹的女孩形象，单纯地表现女孩的美。这个过程进行了两年时间，祁志龙觉得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因为美是抽象的概念，而且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但是纯粹从绘画和美的角度来看，这是他最满意的时期。现在，祁志龙工作室的墙上挂着几幅刚完成的作品，有林昭、昂山素季的肖像，也有早熟少女的画像，虽然人物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姑娘”，人物身份也更加明确，但不变的是他通过女性形象对艺术进行的不断探索。他说他也想画男人，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方式，可能将来他也会画，但仍会以女性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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