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后人捐赠给省博的《荷花水鸟图扇面》

　　当你徜徉在博物馆的艺术殿堂时，不时会被或华丽或奇特或珍贵的馆藏文物所吸引。

　　你也许没有注意到，有些馆藏文物的来历曲曲折折，其中不乏是由民间捐赠而来。在湖北武汉，无论是湖北省博物馆还是武汉博物馆，都有一批来自于民间捐赠者的高质量藏品和文物，每一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

　　一块《水经注图》清木板

　　牵出清代学坛巨匠杨守敬

　　在省博刚刚举办的《荆楚英华》展中，两块发黑的长方形木板，上面的纹理纵横曲折，清晰可见。铭牌上写着：“杨守敬《水经注图》木板，清，木，1963年杨守敬后裔捐献”。比起同一展厅内熠熠生辉的珠宝金银玉器等文物，它们似乎没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不过，据省博工作人员介绍，这可不是普通的木板，而是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出版家杨守敬，用来印刷水系地理图——《水经注图》的雕版印刷原件。《水经注图》既是杨守敬的郦学(是指针对郦道元的《水经注》研究)名著，也反映了杨守敬的出版成就。

　　史料记载：湖北宜都人杨守敬，可谓清末民初学坛巨匠。虽一生未曾中过进士，但一生著述颇丰，在多个领域广有建树，素有“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之称。

　　据杨守敬家族旁系后裔杨世灿先生回忆，1963年，“文革”开始，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杨守敬之孙杨先梅将其家藏的金石书画藏品等，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金石书画及一部分古籍划归省博物馆，其数量达到数千件。其中杨守敬书法作品200余件，各种碑帖200余件。而这两块《水经注图》清木板，便是当年捐献的藏品之一。

　　一次性捐赠七千余件宝贝

　　省博为徐行可举办“个展”

　　在省博，一提及个人捐赠，无人不知徐行可，因为他对省博非出土文物的贡献，无人可比。

　　徐行可，本名徐恕，字行可，1890年生于武昌一个富足之家，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藏书家、文物收藏家和文献学家。与年长他50余岁的杨守敬，是忘年之交。

　　“慷慨捐赠、惠泽流长”，1960年，徐行可先生将毕生所藏的10万册图书、7700余件珍贵文物捐赠社会。徐氏积50年心力，藏书居湖北之首，其中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万册。今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大多数为徐氏旧藏。

　　另捐赠元明清人画卷、册页、扇面、手札、楹联、金石拓片、铜镜、刀币、瓦当、封泥、印章、碑帖拓本等珍贵文物共7800余件，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这些古籍和文物价值连城，社会、学术价值更是无可估量。“徐行可先生51年前的捐赠，是省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捐赠。”据省博物馆万全文副馆长介绍，该馆现藏有徐氏捐赠文物，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均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书画艺术珍品。

　　现在省图书馆工作的徐力文，是徐行可的嫡孙女，她至今对祖父一直心怀崇敬之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徐行可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她说，祖父是大收藏家，主要是因为祖父“由读书而爱书，由爱书而嗜书，由嗜书而觅书”。“爷爷虽然是个大收藏家，徐家人却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家中一本古籍和文物都没有。”徐力文说，因为老人说，藏书“不以货财遗子孙，古人之修德，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

　　从全国范围来看，徐氏文物捐赠特别是古籍捐赠名列前茅。为了纪念他一人之捐奠定湖北古籍宝库，2010年2月，在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50周年之际，省博物馆专门举办“著名收藏家徐行可捐赠文物精品展”。在官方博物馆为个人举办藏品展，这在省博尚属罕见。

　　上海八旬老人无私捐赠

　　中山舰瓷碗辗转“回家”

　　上月底，中山舰博物馆在江夏金口镇正式对外开放，四五千名游客专程赶来，参观一代名舰中山舰的雄姿。在博物馆的二楼舰上文物展厅，两只底部烧制有“中山舰”款识及编号“8”和“25”的白瓷碗，显得默默无闻。“这两个瓷碗可是颠沛流离多年，才重新回家的。”昨日，中山舰博物馆馆长王瑞华给记者讲述了两只瓷碗背后的故事——

　　2006年的一天，爱好收藏的80岁原上海电话局退休干部杜继华，在古玩市场上闲逛，碰到一位收藏爱好者带着2件瓷器，在市场来回找“下家”。当杜先生发现这两件瓷碗底部有“中山舰”三字铭文时，不禁十分惊讶，当即断定：这两件瓷碗，一定是从中山舰上流失的珍贵文物。

　　一向识宝、爱宝的他，决定将这两件珍贵文物当即“拿下”。几经交涉，最后，杜老终于想出无奈之举：决定忍痛割爱，将自己珍藏了十多年的十三件古玉与对方交换，这才将两只瓷碗抱回了家。

　　自从与这两件文物结下不解之缘以后，三年来，老人一直守护着这两件制作精美的宝贝疙瘩。其间，有人开出高价求购这两件“中山舰”铭文碗，都被他婉拒了。

　　2009年，老人在电视中偶然看到武汉在筹建中山舰博物馆的消息后，赶紧电话联系武汉文物部门，辗转找到中山舰博物馆，表达了捐赠瓷碗的意愿。7月，正值上海连续高温之际，心情激动的博物馆馆长王瑞华，带着保管部负责人赶往上海，到杜老家中看实物，并商量相关捐赠事宜。

　　王馆长说，这对罕见的瓷碗为同一形制：白釉、薄胎、折腹。高7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4厘米，底部均有黑彩“中山舰”三字铭文。令人惊喜的是，它们与当时打捞起来的汤勺上都印有“中山舰25号”的字样，证实了这些瓷器都是为中山舰特别定制的。

　　7月19日，杜老家附近的宋庆龄陵园，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中山舰瓷器捐赠仪式，在仪式上，当老人讲到他与两件珍贵文物朝夕相处的故事，和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压力与委屈时，不禁潸然泪下，老人的殷殷爱国情怀和与宝物的不解之缘，深深地打动了在场人。

　　近年来民间兴起收藏热

　　博物馆个人“捐宝”趋少

　　社会捐赠是博物馆收藏的重要补充，是博物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纵观国内各大博物馆，民间捐赠收藏品占据了重要一席。然而，盛世重收藏，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内兴起收藏热，各个城市的古玩市场上每天都挤满淘宝人。“最近30年来，随着收藏市场渐热，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收藏，个人捐赠趋少。随着藏品市场的火爆，藏品分散于民间，像徐行可这样的收藏大家越来越少，而且博物馆收到的个人捐赠趋少。”武汉一名从事文博工作多年的专家分析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私人捐赠者的动机不再单纯。有的捐赠者图名，有的图利，有的两者都想要。省市博物馆都遇到过各种各样藏家的奇怪要求。有的甚至说，至少要还给一个本钱吧!可现实是，由于国有博物馆财政拨款非常有限，很多情况下都难与私人收藏家“达成共识”，只能给予捐赠者数额不多的奖励。

　　第二，藏品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博物馆想要的“宝贝”少了。博物馆从自身保管和展览以及研究等方面考虑，希望现在捐赠的藏品最好是博物馆稀缺的，因此对捐赠藏品的认定标准提高了。而与过去相比，像徐行可、杨守敬这样的老一辈大藏家实在太少了。除了中山舰、辛亥革命这样的主题博物馆，还可以公开征集主题实物，国立博物馆很难再征集到“传家宝”了。

　　然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在对待民间捐赠的问题上，博物馆也有自己的苦衷，那就是捐赠纠纷在增多。4年前，为了鼓励捐赠行为，故宫博物院设立了捐赠文物纪念专馆的“景仁榜”，上面刻着数百个建国后捐赠文物者的名字。但当时故宫的私人捐赠已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一些曾经无偿捐赠过国宝的人去世后，他们的子孙又找到故宫，有的想请故宫帮忙找工作，有的想要些补偿费，有的甚至还索要父辈捐出的文物。“修建‘功德榜’作为一种折衷的办法，背后隐藏着国有博物馆在接受私人捐赠时遇到的尴尬境地，这样的难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该专家说，像国外博物馆为了推动个人捐赠文物，国家对捐赠者实行免税等鼓励，这在国内尚未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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