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器在宋人日常生活中乃是相当普遍的应用物件，这是今人一直拒绝认识的历史细节之一。

　　公元11世纪初的汴梁城中，曾经有一位宫廷职业画家擅长表现插在玻璃瓶中的鲜活花枝，当时的人们也非常喜欢这种特定题材的静物画，如此的往事是不是显得难以相信？然而北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确实记载道：
　　董祥，京师人，今为翰林待诏。工画花木，有琉璃瓶中杂花折枝，人多爱之。
　　玻璃器在宋人日常生活中乃是相当普遍的应用物件，这是今人一直拒绝认识的历史细节之一。足以证明这一情况的资料在宋人文献中广泛存在。如《东京梦华录》“食店”有云：“吾辈入店，则用一等琉璃浅棱碗，谓之碧碗，亦谓之造羹。”说明北宋东京的饭店中普遍使用玻璃碗作为普通档次的食器——更高档次的器皿为银器。宋词中则显示，玻璃酒杯被视为高档酒具，讲究在宴庆、待客等隆重场合使用。苏轼便有《减字木兰花》词，题云：“以大琉璃杯劝王仲翁。”词中咏道：“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明言“大琉璃杯”乃是来自南海贸易的进口货。实际上，宋词中出现频率更多的称呼是“玻璃盏”、“玻璃碗”，如“溪堂欢燕，惯捧玻璃盏”(李元膺《蓦山溪》)。
　　在宋代，“琉璃”与“玻璃”两个词称交杂着混用，并无严格的区分，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大致的规矩，即，质量精良者称为“玻璃”，品质一般者则称为“琉璃”。本土的玻璃生产颇为兴旺，主要产地为吴中地区，品种则丰富多样，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口玻璃器色泽的艳丽度不如本土品，但在质地牢固、耐热性强上更胜一筹，称为“蕃琉璃”(程大昌《演繁录》)，由于主要来自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因此也常称为“大食玻璃”、“大食琉璃”。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玻璃瓶作为花瓶，在其中插入当季花卉，便成为时髦而特别风光的“瓶供”陈设。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赏花”一节，写禁中赏牡丹，“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齐东野语》“琴繁声为郑、卫”一条，怀念友人紫霞翁生前风雅，“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饮客以玉缸春酒，笑语竞夕不休，犹昨日事”。看来，插有名贵花卉的玻璃瓶，对于宋代社会上层的富贵阶级来说，是一种相当流行的陈设物，在节庆、宴客等场合，这种点缀足以彰示主人的财力与品位。
　　情况如此，董祥之“琉璃瓶中杂花折枝”创作，可谓是应运而生了。应该说，董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插有花束的玻璃瓶提炼为一个独立的小品题材。在这位画家生活的时代，琉璃器其实是很多画家都喜欢的素材，只不过一般都把这种器物当作画面中的一个细节来处理。
　　即举一例：黄庭坚在所作《南山罗汉赞十六首》中提到，“第一尊者”图中有“坐前琉璃花盆”；“第二尊者”图中则有“坐前琉璃盆花”；“第四尊者”是“小僧倾琉璃瓶水饮虎”；“第五尊者”为“小僧奉琉璃器，中有两孔雀尾”。
　　现存四川博物馆的一件南宋佚名画家所作《柳枝观音像》中，观音的宝座旁有一只透明大盆，盆中插有硕大的一朵牡丹，两畔则有红色花卉相伴。牡丹的折枝以及碧叶的影像很清晰地映现在盆壁上。由于黄庭坚《南山罗汉赞》明确提到当时的佛教绘画中绘有“坐前琉璃花盆”、“坐前琉璃盆花”，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柳枝观音像》中所描绘的正是宋代画师普遍喜爱且擅长的一个细部画样——插有鲜花的大玻璃盆。
　　画家非常用心地让花枝掩在盆中的部分，包括底层的花瓣、花蒂、折枝以及碧叶在颜色上褪去一分鲜艳，以这种色调上的变化呈现半透明玻璃壁映现盆中花叶所成的影像。很明显，这一处画面表现的正是“琉璃瓶中杂花折枝”，由之，我们大致可以感受董祥所擅长的、很受当时人欢迎的玻璃器插折枝花作品的风采。
　　《柳枝观音像》绝非孤例，传世至今的宋代佛教绘画中，往往可见玻璃器的纤影。因此，曾有无数宋代画家把玻璃器当作一个精彩的细节，安置在佛教题材以及表现世俗生活画面的一角。但是董祥却把“玻璃瓶中的花束”这一形象从背景中截取出来，成为亭亭玉立的画面主角，这正是他的独创之处。

　　作者 孟晖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