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在国家机关工作时，李国昌就开始了对中国传统艺术品的收藏。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当代艺术闯进了他的视野，曾经的传统文化爱好者，目前的个人收藏是传统经典和当代艺术双线进展。其中的当代部分，李国昌个人偏好于富有“经典性、有东方精神内涵”的作品，尤其在八五、八九艺术史上有美术史价值的作品。多年传统艺术品的收藏，使得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精髓渗透进其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中，也使他对当代艺术的选择遵循个人审美、判断的倾向——他更欣赏“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深邃的、有高贵的精神体现，并通过当下社会精英的创造性转换，形成普世性的、前瞻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在他眼中：“能体现(传统文化)凝聚性和(当代社会)创造性的结合——这也是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从投资套利角度看，当代艺术确实有它的价值;但作为有社会责任、崇高理想的人就没必要在艺术上通过炒作、低买高卖进行投机了。”谈及拍卖市场的“高热现象”，经过多年经商和市场历练的李国昌是一位理性而温和的参与者，不会因“肾上腺素”上升而冲动购买：“(拍卖)市场里的现象和问题确实很多，但我经受得住市场的诱惑。”但不追逐、不盲目的李国昌也并不唱衰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后续表现——“(艺术品)市场会被后进入的购买者继续托下去，这种繁荣一时半会还不存在问题，因为除了少数极受追捧的艺术家的价格已经太高，其他也比较好的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说还算理性定价、理性增长。”

　　李国昌出资并牵头成立了“中国当代艺术国际论坛”、“中国当代艺术基金”、《艺术银行》杂志、《艺术时代》杂志“墙美术馆”、参与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院”等组织和机构、策划并推动了系列中外艺术交流展事、在国内首先提出了“艺术银行”的概念，与金融机构形成了实质上的合作，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化进程。通过这些尝试要“把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国际，把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带向国际，让世人领会其精神，建立起中国艺术在国际艺术领域的话语权”——李国昌相较其他人，更多地流露出了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与格调。他正站在全球眼光和借力资本大势的基础上，进行着“最当代”的中国艺术品宏观架构和战略实施——学术与资本在相互支撑、互为借力的过程中实现螺旋式上升。

　　2006年李国昌就明确提出了“艺术银行”的概念，并出版了以此命名的针对高净值人群的艺术杂志。现在回看，这应该是李国昌敏锐地连接艺术与资本的尝试与探索。“国内的银行、甚至是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都愿意与我们合作，”“(其实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艺术与资本进行有效结合，比如艺术品的金融化服务，我们就一直在尝试，”如果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眼光再次被证明精准的话，那李国昌探索的“艺术银行”模式应该是符合国际视野的艺术与资本结合的有益尝试——“这几年国际金融机构都在尝试与我们的艺术银行合作，我想他们看重的是我们的创新理念、好的商业模式和完善的财务系统。”

　　曾经枯燥艰苦的军旅生活无碍于李国昌今日高远的商业视角——“好的商业模式关键是怎么定位。如果做到(足够)大，一切皆为我所用的时候，就不必非要锁定在某些作品、某些艺术家上，这些不过是交流、交易的载体、是基本的常态。”展开资本话题的李国昌是高屋建瓴的：“我们可以提供艺术品的金融服务。”

　　谈到大陆当代艺术价值判定体系的缺失，李国昌对拍场落槌价“定价”当代艺术价值的说法无法认同：“如果只能在人们的(价格)追逐中确定其价值，那艺术品本身的价值何在?”至于自己在出手前给出的当代艺术品估价如何得出，他的方法是“看判断、看动机”;对于无原则地追捧、竞价的市场参与者，他的劝导是“你如何判断你追逐的艺术品的价值，这个价值已经确定了吗?”

　　无原则的追逐和理性刹车之间，李国昌指出产生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现在“缺少一套对当代艺术的价值判定标准”——“这套标准(我认为)现在没有。” 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判定上，李国昌强调“有没有自己的标准和倾向”。“我的标准(从传统到当代贯穿)是：(好的作品要有)有大艺术范畴的经典性、具有人类信仰的、扎根东方、认可东方精神并融合了儒释道、天地人这样东方情怀的，能体现人类共同的信仰、人性的崇高。”“相反，如果艺术家的创作只是基于小我的、自我释放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那这样的作品是对社会有副作用的。我更欣赏美好的、有人类信仰的、能让心灵皈依的舒缓、平静的(艺术表达)状态”。丁方、朝戈、苏新平、张培力、耿建翌等人的优秀作品在李国昌看来都是具有上述特征的。“如果没有(成熟而完善的)批评系统，怎么评判(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

　　李国昌正按照自己的规划试图为中国当代艺术勾勒出一套价值判定标准的初貌——“我们的论坛邀请的是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国际美术界、批评界的学者，(目的是)让国际艺术人士与中国的理论家、批评家有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以吸引国际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动。

　　除了论坛，李国昌还在2008年成立了“中国当代艺术基金”，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举办国际、国内展览，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的合理性和便利性。这个基金已经发挥了相应的平台作用，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中间也有资助艺术家的艺术品制作、展览、交流的项目。李国昌觉得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交流与推介更有赖于“有品位、有能力、有平台的民间组织。”

　　让李国昌对中国当代如此看好的原因，除了对既有传统文化基因在当代作品中的传承因素以外，还有他对中国艺术品市场未来的坚定“看多”：“将来中国的文化艺术一定会风靡全世界，中国也一定是艺术品的交易大国。这十年(2000~2010)不过是预热，将来二三十年会更热。作为将来的世界第一影响力大国，他要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影响力，而且几千年历史上中国不过才落后最近的200年，其余时间都是称霸于世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经过历史的一再检验，具有强大的力量。中国的文化一定会在世界光大。”

　　本就是财富阶层一员的李国昌曾经也面临这样的思考：已经积累的财富要怎么花出去?他深思熟虑过后的结论是“要花的有意义”。“花(对)钱比赚钱难，把钱花到一般人、甚至国家都做不到的事情上面才更能体现出财富的意义和自身的意义。(花在)对人类、对社会更有价值的方面才算是把钱用到最合适的地方。单纯的捐献很简单，但这种简单其实是不负责任的。我花钱要有份社会责任感和担当在里面。在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以后，要思考：这个行业对社会的价值、对自身价值观的体现。如何把中国富人往精神层面引导是个大问题。我自己所做的事以及自己的为人方式其实都会影响到身边人。”

　　谈及当代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时，李国昌以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例证：“奥巴马竞选成功后的演讲特别提到——他奋斗的一生都是缘于一幅艺术作品的引领和鼓舞——艺术是很伟大的事情。”尤其对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它对社会有推动意义。当代艺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无论哪种形式的表达，都是直达心灵、对社会有促进作用的。艺术是很崇高的，给人类一种信仰和精神的皈依。”

　　有鉴于艺术市场的各种争议、乱象，作为“资深藏家”的李国昌有着自己的感悟：“对于负责任的收藏者来说，没有搞清自己的(收藏)体系之前，不要匆忙入场，比如尤仑斯夫妇这场中国当代拍卖的高价格和高成交率(2011年4月3日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举办)更多的有来自大陆买家的参与，但自己真正喜欢(艺术品)是基础，不要只听别人的。还要能够分辨哪些是真正负责任的艺术品专家，要在入场前做好了解。(真正购买时)要由浅入深，从价格较低的作品入手。”同时，“(我)对部分收藏者很早就把那么好的作品抛向市场也会觉得很可惜。”谈到怎样才算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时，李国昌给出了自己的分析：“首先，收藏行为要基于美术史的价值判定标准对艺术品进行判断;其次，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而言，你对别人还没发现、没有学术定论的艺术家、作品，就能发现或者判定其未来前景，后又被证明你的前瞻眼光是被艺术史肯定的，这也是好的、有前瞻性眼光的藏家;第三，对你认定的艺术家，对他的艺术活动进行赞助或者推动，也是好的藏家的一条。” “(成为一个好的中国当代藏家)其实并不在乎(收藏)年限的长短，更不在于在市场上花了多少钱买作品、或者你拥有多少件艺术品，真正好藏家的好藏品一定是对当时(艺术品创作时)的艺术史、艺术家、作品、社会都重要、都产生影响。”李国昌也认为，藏家在收藏过程中，一定存在“不断梳理藏品、或者置换的可能性”置换的方式有馈赠、艺术品几级市场等，藏家可根据自身状况酌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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