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3日南京《都市文化报》（B4版），作者郑重，以 “信札，揭开‘笔墨官司’背后的故事”为题，报道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美术界徐悲鸿与刘海粟二位艺术巨匠的一桩公案。公案是由“上拍”的徐悲鸿致周扬的信札中透露出来的。事实上，对于二位的恩恩怨怨，早在30年前余初到上海时坊间就有人议论过二人不和的原因。读了悲鸿先生的信，才知道这件事情在当时还是不小的一件事情呢！徐悲鸿先生两封信的内容这样的： 

　　其一是：周扬先生：白石翁为答谢做寿，特赠先生画一幅，嘱为转致，兹遣人送上，请查收。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至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再则，刘海粟抄袭他人作品以蒙蔽人民，铁证如山，为清除文艺界之恶劣作风，此乃典型事件，我当坚持抗议到底!愿知先生意见。又刘画两册乃借自院中，请即见还，以示同人。此致敬礼徐悲鸿六月五日 

　　其二是：周扬部长：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那些勾结?参加过那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2）共盗窃过那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盗窃）一一列举出来。（3）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此致敬礼徐悲鸿顿首七月八日 

　　另据早前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徐悲鸿与刘海粟，两位中国画坛巨匠，艺术轨迹、名声技艺不分伯仲。二人之间一段中国美术史上的公案，因两封信的面世，再度引发波澜。‘这两封信，我是看着悲鸿写的，没想到还能保留下来。’已是耄耋之年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展开面前的信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娓娓道来。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这段中国美术史上的公案，因这两封信的面世再度引发波澜。 

　　1953年，第二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省报名单，我记得上海的名单里第一个就是刘海粟。悲鸿当时是美协主席，看到刘海粟的名字后，马上就抗议了。”廖静文倚在沙发里描述着这两封信出炉的背景。

　　“汉奸，就是《新华日报》里的那个事，汉奸第六名啊。”徐悲鸿的学生、今年80岁的画家杨先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声说，“但这是徐悲鸿按照组织程序反映问题，绝不是‘文革’中的那种小汇报。” 

　　杨先让所言《新华日报》的指认，是1945年8月23日出版的报纸刊登了“文化汉奸名录”，第六个是刘海粟。那时，《新华日报》由周恩来主持，事后，研究者多以此作为刘海粟充当汉奸的证据。抗战爆发初期，作为上海美术界的领袖人物，刘海粟颇得人心。早在1936年，便创作《虎踞图》表达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愿望。而1937年，著名的“八百壮士事件”后，刘海粟又根据杨惠敏的事迹创作《四行仓库》鼓舞斗志。直到1939年初，刘海粟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带领上海美专师生在上海举办义卖，为难童教养院筹资捐款。 

　　但到了1939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汪精卫的助手褚民谊邀请刘海粟担任教育部长。在刘海粟传记《沧海》一书中，刘海粟自己回忆道，“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但这之后，刘海粟发现，凡为日伪政府做事之人，大多遭遇不测。故此，他决定趁赴印尼举办展览之事，避走南洋，并未在汪伪政府内任职。1939年末，刘海粟将在雅加达的全部卖画所得捐给抗日官兵。 

　　后来，刘海粟自己回忆，“1943年5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是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而刘海粟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在印尼结识的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婚礼主持人为当时知名汉奸陈彬和，而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登门道喜。同年11月，国土沦丧之时，刘海粟于上海举办画展，组织者为汪伪政权司法部长张一鹏，日本军部要员高官均到场祝贺。这段历史在1949年后，被徐悲鸿再次提出，并写进给周扬的信中。徐悲鸿称，“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如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 

　　据廖静文回忆，周扬并未回信，但为此曾与徐悲鸿见面商谈。而此后不久，徐悲鸿逝世。“悲鸿去世后，有人告诉我，在文代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总理还找到华东区的负责人，批评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宣传刘海粟？！” 

　　徐悲鸿与刘海粟交恶并非一时之愤。早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年轻画家的徐、刘二人就已为事后的恩怨埋下伏笔。多年以来，刘海粟多次说徐悲鸿是他的学生，而徐悲鸿从不承认。对此，廖静文说，“悲鸿看到广告说，上海图画美术院有很好的师资和设备，就去了。但是后来悲鸿告诉我，一共有不到10个学生，连石膏模型都没有，就拿个印出来的画挂在墙上让他们临摹。因为什么都学不到，不到两个月，悲鸿就走了，学费也不能退。他根本就没见过刘海粟。” 

　　1912年，刘海粟怀揣父亲赠与的200块银元来到上海。在新文化的影响下，诸多新学校接连出现。刘海粟到达上海后，于当年11月与友人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当时刘海粟只有17岁。 

　　据徐悲鸿、刘海粟的研究者王震说，刘海粟学校首批招生一共10人，没有徐悲鸿。“徐先生在该校约有两个多月，即不告而别。”据王震考证，徐悲鸿这两月的学习是选科，而非刘海粟教授的正科。在1932年11月3日的《申报》中，徐悲鸿刊登个人启事，直斥之为“野鸡学校”。“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惑于广告……今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鄙人于此野鸡学校故不认一切人为师也。”此信见报后，刘海粟大怒，时隔一天，即于《申报》发表《刘海粟启事》，称，“……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需知在中国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徐某所能抹杀。”

　　这段口诛笔伐发生时，距刘海粟创办学校、徐悲鸿投奔上海已过二十载。徐、刘二人均已成为知名艺术家，分别经历了欧洲游历和法国求学后归国。刘海粟被时任上海市长称为“吾国新艺术之领袖”，而徐悲鸿也已将西方写实主义引入中国。二人名气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徐悲鸿于法国求学后，将正逐渐被西方抛弃的写实主义带回中国，用正确的透视和解剖学技法改造中国画。而与其相悖，刘海粟游历欧洲后，因其心性外向易于接受新鲜艺术观点，很快便接纳了印象派和野兽派。徐、刘二人的艺术分歧也由此产生。二人分野南北，在各自影响下分别有弟子聚在身旁习画，也逐渐有艺术观点对立的态势。 

　　在徐悲鸿第二次《申报》启事中，直下战书，让刘海粟“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工，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从此，二人公开交恶，展开长达多年的较量。 

　　“那时候两个人都年轻，徐悲鸿比刘海粟还年长一岁，谁也不服谁。两个年轻人在上海相遇，有年轻人的互相嫉妒，这也可以理解，也说不清楚。”杨先让说。这样的较量一直持续到1949年之后，徐、刘二人均于美术界担任要职。而就在刘海粟的名字登上第二届文代会代表名录不久，徐悲鸿即写信予文化部表示抗议。 

　　由于徐、刘二人在美术界的地位及影响力，1949年以后，政府高层与二人多有接触。刘海粟多次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国家总理周恩来与自己的谈话，并着重回忆一次彻夜长谈，而长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则是周恩来为徐悲鸿与刘海粟调解矛盾。 

　　刘海粟在《尊重历史，寄希望于未来》一文中写道：对这个问题最了解，也是最关心的，还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52年，他在北京专门找我谈话，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1点多……他语意恳切地说，“你们的团结关系到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大计。悲鸿有病，性情容易急躁，你有长者之谊，也要有长者气度，要谅解他。”而在其传记《沧海》中，刘海粟回忆起周恩来对自己的接见则是在1954年。在传记作家石楠所写著作中，刘海粟又将接见时间回忆为1953年。而周恩来年表中，对此事没有记录。 

　　“周总理接见刘海粟这个事绝对没有！”廖静文有些激动，“1953年，周扬见悲鸿的时候和他说，刘海粟到北京想见周总理，但是总理没有时间见他。”而在杨先让看来，周恩来调解徐、刘矛盾之事纯属刘海粟杜撰。 

　　对于周恩来与刘海粟的关系，谢稚柳曾有一段记述。谢稚柳曾于上海博物馆为周恩来讲解一批古画。据谢稚柳回忆，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提到自己曾是刘海粟的学生时，周恩来大怒，啪，一拍桌子说，“你去告诉他（指刘海粟），政府的大门是敞开着的，要他好好检讨、认罪！……这应该是反右前两年（的事）。” 

　　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的恩怨已近百年，如今对于徐、刘二人交往的真正知情者大多已作古。中国美协前党组书记、刘海粟的门生王琦也年过九旬无法接受采访。而刘海粟的女儿刘麟也曾公开对媒体发表个人观点，称，“我认为，先辈的恩怨，史实俱在，历史自有定论。有些人，看到一些资料，愿意做些评论，这是他的自由，我也无暇干预。史实总是会还其本来的面目的。清者自清，无须因此烦恼。”因徐悲鸿逝世时，与刘海粟的恩怨尚未了结，廖静文心中一直不能平静。之后，凡有刘海粟担任行政职务或举办展览的消息，廖静文大多会写信抗议。如今，刘海粟已故去，廖静文也年过八旬。“刘海粟也死了，我也不用再写信了。”廖静文说。（原载2009年10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 

　　我抄袭也就是共享了《中国新闻周刊》的这篇长篇报道资源，不为别的，就是让大家一起来穿越在历史留给我们的阵痛之后，觉察到什么没有？我以为悲鸿天真，书生意气啊！他的三点要求说：“（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那些勾结?参加过那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2）共盗窃过那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盗窃）一一列举出来。（3）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 

　　而海粟先生我则认为是很傻，是朋友义气。比如他为解释说：“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 

　　好了，无论是悲鸿意气，还是海粟义气，我们都不要生气，因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历史的还以历史吧！打住。 

2011年10月20日仲敬干整理编著于上海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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