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权贵“娄东二王”

　　300年前的江苏太仓诞生了一个在中国绘画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绘画派别——“娄东画派”，清初“四王”与这个画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王翚之外，四王中的“三王”都是太仓人士，而身为祖孙关系的王时敏、王原祁则是娄东画派支柱力量，王时敏幼时得到了董其昌的亲自指点，而王原祁作为王时敏最为疼爱的小孙子，也得到了王时敏的悉心教导，严格的家教传承为“二王”在娄东画派和清初四王之中奠定了稳固的地位，也让他们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王时敏：荫祖厚功，聪颖好学

　　这个家族的显赫历史可以从王时敏的爷爷王锡爵说起，王氏谱牒记载，王锡爵为北宋真宗时宰相王旦的后裔。王锡爵自幼聪明伶俐，嘉靖三十七年(1558)乡试第四名，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以谨慎严厉著称。万历六年(1578)王锡爵因为政治斗争而申请回家探亲直到父亲病亡。万历十二年(1584)冬，王锡爵被召回朝中，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宰辅。王锡爵的独子王衡是明代万历二十九年会试第二名，廷试第二名，诗文俱称名家，也善书，学颜真卿、苏东坡。但王衡自幼体弱多病，先于其父辞世并留下独子王时敏，王时敏自幼由祖父抚养，祖孙感情甚笃。王家中富于收藏，对宋、元名迹，无不精研，王时敏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其学习条件是相当优越的。

　　根据明代规定，由于王家祖先功劳显赫，子孙可以不经科考即可入仕，王时敏在24岁时就出任尚宝丞(管理皇帝玺印)，后又升太常寺少卿(掌宗庙祭祀礼乐)，仍兼管尚宝司事。王时敏曾奉命到山东、湖广、江西、福建巡视封藩，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观赏各地名画真迹。由于他淡于仕途，更喜笔墨，因此于崇祯五年(1632)称病辞官，潜心绘画研究与创作。十二年后，明朝被起义军推翻，后清军入关，在江南地区屠城威逼当地人民投降，王时敏归顺保全性命，继续归隐山林，潜心习画，且着力培养子孙辈之学业。其膝下九子，多在清廷为官，八子王掞(颛庵)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直经筵，典会试。孙王原祁康熙九年中进士后，也深得康熙喜爱。

　　王时敏擅山水，专师黄公望，笔墨含蓄，苍润松秀，浑厚清逸，然构图较少变化。其画在清代影响极大，王翚、吴历及其孙王原祁均得其亲授。于是其祖父就嘱托董其昌来指导王时敏。在董其昌的指导下，他少年就开始从摹古入手，深究传统画法，对黄公望山水，刻意追摹。由于家里古书、名画收藏丰富，且大都是名迹，像当时很少传世的李成的画他都能够见到，这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王时敏也是少有的几个能得董其昌真传的画家之一，当时的董其昌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家，能够得到他亲自传授的人寥寥无几，在王锡爵还在明朝任首辅的时候，由他一手提携起来的董其昌就已经成为王家的绘画教师，王时敏在董其昌的指导下，自幼走上了摹古的道路，王时敏少时就非常聪明伶俐，《国朝画征录》中就有记载：“姿性颖异，淹雅博物，工诗文，善书法，尤长于八分，而于画有特惠”，并且在日后的不断积累研习中，渐渐形成了他思想理论上的原则，即“摹古是绘画的最高原则”。他力追古法，刻意师古，作画无一不得古人精髓。

　　王原祁：祖父专爱，扬名晚年

　　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是在名人真迹的浸泡下长大的，王时敏非常钟爱这个孙子，竭尽所能传授绘画技艺，而王原祁从小就显示出极高的绘画天赋，据说曾经有一次，王时敏看到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画，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画的，直到小孙子笑出声来，才惊诧地发现，这幅让自己难辨真伪的画居然是13岁的孙子画的。尽管收藏有大量的名人真迹，但王时敏指导孙子用的教材，最主要的却是一本他自己年轻时学画用的册页，册页是他的老师董其昌亲手绘制的。

　　王时敏尽得董其昌衣钵，他又把这衣钵原原本本地传给了孙子王原祁。大量学习真迹，爷爷的悉心传授，加上天资聪颖，王原祁很快成长为一名远近闻名的画家。清代著名画家数以千计，王原祁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有清一代画坛的领袖人物?这和王原祁尽得董其昌的精髓，画风酷似董其昌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就在王原祁出名的时候，北京的紫禁城里出了一位皇帝，他不仅酷爱书画，而且酷爱董其昌。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坐落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庙刚刚被整修一新，康熙皇帝带着文武大臣到东庙参加落成法会，康熙刚刚为东庙题写完匾额，又提笔专门书写了“谷诒堂”三个字，赐给了随行的一位大臣。这位地位特殊、备受荣宠的大臣，就是画家王原祁。两年前他刚刚被康熙钦点进入南书房担任供奉画家。这一年，王原祁已整整60岁了。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5年，会得到大清皇帝的赏识，从此官运亨通、地位显赫。王原祁先在康熙南书房为内廷鉴定书画，后来奉旨主持编纂了中国书画史上的一部类书巨著———《佩文斋书画谱》。70岁以后，王原祁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讲官，画名大噪朝野。康熙对董其昌推崇备至,他的喜好同样也决定了一个时代艺术的走向，这种恩宠并不仅仅只对王原祁，也泽被了以董其昌为楷模的整个江南画家群体乃至文人阶层。于是，一个以王原祁为领袖，以王氏家族画家为核心的画派开始迅速崛起和壮大，集结了数以千计以南宗画法为创作纲领的山水画家。

　　王氏家藏聚与散

　　王氏门第的良好基础，不仅促成了家族第一代画家王时敏得以直接师从董其昌;另一方面，通过饱览丰富的古代法书名画真迹，为参悟董氏画学、求证古人笔墨，提供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客观条件。曾有文献记载：“娄东两王公，家世蓄古，而深于研求，落笔必法古人”(题《江皖浙十家山水图册》)。例如黄公望的《陡壑密林图轴》、《良常山馆图轴》、《仿董源夏山图卷》等皆曾经王时敏珍藏，董源等作品亦是如此。又如王时敏《小中见大图册》缩本，系仿家藏宋元真迹二十余幅而成，但遗憾的是这些原作真迹保存至今的仅有五件。

　　家族祖父辈的积累是王家收藏的一个重要来源。王时敏本人一如其父王衡极为热衷收藏。有资料表明，其很大一部分藏品是从董其昌处直接购得，如康熙十年(1671)，其在王翚《仿范宽溪山行旅图轴》(大都会博物馆藏)的题跋中透露：“余家所藏宋元名迹，得之京师者十之四，得之董文敏者十之六”，与董氏旧藏范宽《溪山行旅图》、赵孟頫《洞庭东山图轴》等鉴藏经过吻合。而在文物聚散频繁的晚明，尤其是董其昌，其曾经鉴藏的法书名画，大都数易其手，而很大一部分转入王时敏之手，比如王时敏《仿黄公望山水图轴》(上博藏)中指出“余于大痴画素有癖嗜，生平所见卷轴二十余本，往从董文敏公所购得几帧，虽非极致，要皆真迹”。又如董氏好不容易从陈从训手中购得惠崇《江南春图卷》(即故宫藏《溪山春晓图卷》)，并与先前购于京邸的赵令穰《江乡清夏图卷》配为“斗牛之合剑”。不久，又将惠崇卷从黄石手中换得“天下第一王叔明”的《青卞隐居图轴》。而多年之后，前二件名迹皆辗转为王时敏购得，其中《江乡清夏图卷》自董氏易去1629年时归王时敏，中间又经过了王越石、郭不韵二位书画掮客之手。而时敏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至崇祯九年(1636)往来于京师期间“收采甚丰”(董其昌)，如包括南宋贾师古《白描十八尊者册》在内的《宋人画册》即自“长安购归”。

　　但是由于王时敏隐居山林，再加上晚明时期的战争动荡，沉重的赋役使得王家不堪重负，藏品在康熙元年左右陆续散出，王时敏曾经无奈地自叹道：“穷子渐成孤露。”至1671年时家藏仅存十之“一二”(题王翚《仿范宽溪山行旅图轴》)。1669年，为疲于应付赋调，更是贫不能守，王时敏家藏范宽作品为人易去(王鉴自题《山水图屏》，上博藏)，从董其昌处购得的《宋元画册》二十余幅已为“山左友人易去”(王鉴自题《仿宋元山水图册》，上博藏)，而黄公望《良常山馆图》、《陡壑密林图》二图，亦于此年为“好事者易去”;1673年，所有黄公望藏品于此年前已散佚无存(题王翚《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弗利尔美术馆藏);康熙辛酉(1671)张应甲(字先三)路过江南得《溪山春晓图卷》于“王奉常烟客”，王时敏在此画所附的信札中提到：“此先人精意所注，爱之不啻脑髓。先翁海内精鉴，可谓得所归矣。”为生活所窘的难言之痛溢于言表。张应甲从王时敏处所得的书画另有《真书曹娥诔辞卷》(据所钤鉴藏印知)、黄公望《陡壑密林图轴》等。另外，从1662-1675年，王时敏手中还留藏有赵孟頫《花溪渔隐》(王翚自题《仿宋元各家山水图册》，四川省博物馆藏)，范宽《溪山行旅图轴》，吴镇《临董源五株烟树图》(王翚自题《仿古山水四段》，故宫藏)，刘松年《杏林归牧纨扇》(王翚自题《仿古山水图册》，虚白斋藏)等画作，但之后皆不知所终。到王时敏去世时，并未散去的藏品一部分归次子即王原祁父亲王揆(1619-1696，有范宽等作品)，大部分则归八子王掞，如杨凝式《韭花帖卷》、赵孟頫《人骑图卷》、王蒙《丹台春晓图轴》、祝允明《行书嵇康养生论卷》、董其昌《赠逊之仿古山水册》等，这可能是考虑到王掞为诸子中仕途最显且极嗜书画鉴藏与创作，易于世守的缘故。

　　王氏家族藏品大都流向了北方，顺应了清初收藏重心自南转北的趋势，王时敏所处的时代，崛起了一大批寓居京城的书画藏家，他们仕宦之余，乘往来南北之便，如上述山东籍大藏家张应甲数至江南的收购活动，又如仕清给事中广陵李宗孔(1620-1689)、内阁学士昆山徐乾学(1631-1694)、户部侍郎祥符周亮工(1612-1672)、御史嘉兴曹溶(1613-1685)、大学士高阳李霨(1625-1684)等无不将江南地区作为重点寻觅之所。有的如内阁大学士满州索额图(1636-1703)甚至委托鉴藏家陈定代为掌眼并作中介：“取去悉凭其断决”(王时敏)(21)，皆一举成为新兴的大藏家。资料表明，他们收购的藏品，之后频繁辗转于以孙承泽(1592-1676)、梁清标(1620-1691)、宋荦(1634-1713)、高士奇(1645-1703)、张纯修(1647-1706)、王鸿绪(1645-1723)、卞永誉(1645-1712)、安岐(1683-1742)等为代表的京官藏家之中，在文物北移并最终归入内廷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康熙壬寅(1662)至辛亥(1671)，是王时敏家藏不断散失的十年，也是王原祁学画之始，因此王原祁尚能见到祖父的大部分藏品，之后随着江南文物的大规模北移,王原祁又幸运地与王掞于庚戌(1670)同中进士，得以入京侍值内廷，不仅能饱览包括八叔在内的寓京藏家之大量藏品，甚至担任掌管内府书画的鉴定整理工作，为其最终参悟画学成为一代大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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