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的艺术评论家迈克尔·奥沙利文的办公桌 

 摄影师威廉·克里斯滕巴利的办公桌 

　　专访摄影师布拉迪·罗宾逊

　　25位艺术界名流的办公桌

　　从2011年夏天起，布拉迪·罗宾逊开始了一个名为“办公桌肖像”的拍摄项目，拍摄对象是华盛顿特区艺术圈的名人，包括艺术家、艺术馆馆长、艺术经纪等等。迄今为止，这个项目一共拍摄了25张办公桌桌面，并且还在继续。

　　对布拉迪·罗宾逊(E. Brady Robinson)来说，每张办公桌都是它的主人的缩影。名片盒、马克杯、胶带座、便利贴……并非没有生命的物品，而是会说话的精灵。这些再寻常不过的办公用品，代表的是它们的主人的性格，有的喜欢简洁，有的喜欢繁复；有的一丝不苟，有的乱中有序。

　　“办公桌肖像”的项目源于一次巧合。今年1月，布拉迪·罗宾逊受邀给华盛顿特区一家非营利艺术机构拍摄年报图片以及员工的人物肖像。一天，在等待“闪点画廊”一位工作人员来拍集体照的时候，她开始在办公室里闲逛。罗宾逊发现，闪点画廊的视觉艺术和传讯部总监卡恩·米勒(Karyn Miller)的办公桌很有意思。“顿时，我豁然开朗，脑中萌生了拍办公桌肖像的念头。”

　　项目从2011年夏天正式开始。她找到了在华盛顿特区艺术圈人脉很广的艺术经纪菲利帕·休斯(Philippa Hughes)，就应该拍摄哪些人征求了她的意见。罗宾逊说：“我们列了一份名单，她做了一些引荐，我回家以后就开始给名单上的人发邮件请求。我们会面结束的24小时之内，名单上的很多人都回复表示同意。”

　　她拍的第一张办公桌是国家肖像艺术馆摄影馆馆长安妮·柯林斯·古德伊尔(Anne Collins Goodyear)。第二个迅速回复的是《华盛顿邮报》的艺术评论家迈克尔·奥沙利文(Michael O’Sullivan)。“很快，一系列多米诺效应延续开来，一张照片带来了另一张照片的拍摄机会。每拍一张照片，我都会请这个办公桌的主人把我介绍给下一个要拍的对象。”布拉迪·罗宾逊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

　　“每个人的办公桌都反映了一项即将开始的计划、新的提案、旧的或新的生意。人们选择放在手边的与工作有关的事物能深刻地反映个人和专业趣味。”这就是为什么她会一直继续这个项目的原因。

　　R＝布拉迪·罗宾逊(E. Rrady Robinson)

　　B：谁的办公桌给你的印象最深？

　　R：华盛顿特区馆长办公室(Curator’s Office)的创办人和主席安德里亚·波兰(Andrea Pollan)给我的印象最深。这张照片也成为我在这个系列中最喜爱的一张。她的办公桌很干净、简洁和现代，体现了她的品位以及她所代表的艺术工作。馆长办公室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宽敞的空间，像个白色的大盒子。她的办公桌也像这个画廊一样。从视觉上来说，她的办公环境很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感。我喜欢她办公桌墙上三幅并列的泼墨画。她的办公桌也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让那些在混杂、忙碌的环境中工作的人很是羡慕。

　　B：获准拍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障碍或困难？

　　R：是的。拍摄莎拉·科耐尔(Sarah Kennel，国家美术馆摄影馆副馆长)的办公桌需要得到国家美术馆宣传部门的同意。在拍照之前，我需要提交一份标准的拍照地点协议和拍摄方案。

　　拍摄莎拉·唐居伊(Sarah Tanguy，使馆项目艺术馆馆长)的请求被拒绝了。由于美国国务院的保密协议，她不能让我拍摄她的桌面。另一个艺术收藏家也表示出于隐私考虑拒绝了我的要求，他在工作的时候甚至不允许用手机拍照。

　　这个项目集中在夏季拍摄，因而时间安排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很多人夏天都喜欢外出度假，因此很多照片的拍摄都延迟了。华盛顿特区顶级收藏家之一的弗雷德·奥格尼比尼(Fred Ognibene)虽然同意了我的拍摄，但他最近正在装修房子，只能把拍摄延迟到9月份。国民美术馆创始人兼主席杰米·麦克莱伦(Jayme McLellan)也推迟的拍照时间，因为她的美术馆8月份闭门翻新。

　　让我惊讶的是，所有的项目参与者都很大度地允许我拍摄他们的私人工作空间以及办公桌上的物品。来到国家级艺术机构的工作空间拍摄，是一种很大的冒险。

　　B：拍摄时有什么趣事发生吗？

　　R：拍摄期间，我遇到了我在摄影领域的偶像之一威廉·克里斯滕巴利(William Christenberry)。他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我的朋友玛丽·厄里(Mary Early，大麻山美术馆馆长)安排了我们的会面。通常，出于对拍摄对象的工作时间的尊重，我在一个拍摄地点只能停留15至20分钟，很迅速地拍完离开。但是那天拍摄威廉·克里斯滕巴利的办公桌却变成了一次工作室参观。我和他坐着聊了两个小时之后才拿起相机开始拍照。我们聊了他在阿拉巴马州的成长背景，回忆了他拍摄3K党的骇人经历，他在孟菲斯和华盛顿教课时提到的一些有争议的作品，以及他是怎么和妻子相识的。这恐怕是我搬到特区以后最幸福的一天。

　　B：拍摄办公桌照片有难度吗？

　　R：事实上，拍摄办公桌照片需要很大的体力和高超的拍摄技术。拍摄难度来自于拍摄的诸多限制：时间、空间、光线、物品的限制。我拍摄的地点通常很小而且昏暗。只有很窄的空间可以移动，还要在一堆平凡的事物中找到兴趣点。桌面本身是低调的，无法反映出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主人的贡献。但如果从近处看，就能发现对我而言很有价值的视觉线索，例如一本展览目录上可能贴着某位艺术家或馆长的电话号码。

　　我使用的是一台佳能5D数码相机，没有借助三脚架，因为拿在手上拍得更快。在狭小的空间里拍摄也符合我的风格，我喜欢偶发的视觉并置效果，我可以快速地整合拍摄物、光线和曝光。我经常使用曝光程序，使自然光和办公室灯光融合起来，这样可以突出拍摄物，引起观众对办公桌上的特殊物品和细节的关注。

　　B：你是怎么和办公桌的主人交流的？每个人都很热情吗？

　　R：开拍之前，我会问办公桌的主人是不是有些私人物品或者隐私是他们不想曝光的。绝大多数人在我到达之前就已经整理好了，但是也不是所有人。一个艺术收藏家以兼餐厅老板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留下了一张支票，所以这张照片我就不能公开了。一个艺术经纪非常介意自己的邮件收件箱里带有“发票”字样的标题，她不想公开哪些客户欠了钱，所以在我拍摄之前她关了邮箱。大多数人都很热情。很多人邀请我在办公室变化了以后再来拍摄，比如墙上换了新的画或者换了显示器更大的电脑。这个项目引发了拍摄对象在Facebook的热闹讨论。

　　B：你为什么很想拍白宫馆长威廉·阿曼(William Allman)的桌面？还有什么人的桌子是你很想拍的吗？

　　R：奥巴马在医疗健康、金融监管、环境问题上做出了变革，也对白宫的艺术收藏做了改变。奥巴马加大了对非裔、亚裔和西班牙裔美国艺术家的现当代作品的收藏，改变了以往白宫走廊里全是19世纪传统绘画的情况。我希望见到威廉·阿曼，更多地了解他的职务，白宫艺术收藏的程序、过去和未来。就个人而言，我很想知道他会在办公桌上放些什么，还有他正在进行的项目。名单上另一个名字是迈阿密的拉贝尔收藏家族的梅拉·拉贝尔(Mera Rubell)，她非常频繁地以收藏家和馆长身份出现在华盛顿特区。拉贝尔家族最近买下了特区西南部的康科美术馆的所有权，计划修建一个博物馆/酒店。此外还有托尼和希瑟·波德斯塔(Tony and Heather Podesta)也在我的名单上，他们的收藏非常惊人。

　　B：这些办公桌主人的共同点是什么？

　　R：科技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的桌上都有电脑。21世纪的办公环境依赖于技术帮助交流和提高效率。大多数年轻的艺术交易商和馆长的桌上都有手机和iPod。艺术批评家迈克尔·奥沙利文的电脑旁有一部真正的字典。虽然现在可以让微软的word软件检查拼写错误，可是对一个作家来说，字典仍然是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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