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易(化名)研究生毕业后,就从事鉴定与拍卖方面的工作,已有七八年的时间。中秋节她去看望亲戚,男主人神秘地拿出一对有裂痕的帽筒让她给长眼。不过,汤易却说:这是最普遍的解放前后风格的民用瓷,即使是品相完好,也就仅值小几百元。有残的实物,收藏价值不大,凭喜好留着把玩。但老百姓看见个有点年份的老物件,就觉得特激动。
在鱼龙混杂的文物市场上,老百姓的文博知识有限,很大程度上被误导了。
按照汤易的观点,收藏热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媒体的不当宣传导致的误导。如果不懂行的老百姓跟着凑热闹,那就只能等着花钱买教训了。
假成为行业潜规则
汤易在一家国有性质的文物拍卖公司工作。
即使在这样相对正规的拍卖公司里,还是免不了假货。而在整个拍卖活动中,没人告诉你有假。汤易说。
至于拍卖行里的玄机,汤易如此道来:
不论多大的拍卖公司,哪怕是北京前几名的大公司,也都无法保证只卖真货不卖假货。一些懂行的买家有时很明确地要买假货,或者买半真半假的物件,回去直接卖出或再加工后卖出,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牟利;
拍卖行一向是不负责鉴定真假的,即使出具鉴定书,也不代表一定保真。大多数藏品作了鉴定证书,只是为了送礼的时候增面子而已;
拍卖的真真假假一直存在着,很多是固有的营销手段。比如,有些委托人,在给拍卖公司提供东西的时候本身就是有真有假,拍卖公司有时碍于情面和多年合作关系而不会戳破,有时会适当在假文物里选择模仿度较高的几件上拍,同时也能在征集量未达到预设目标的情况下确保上拍量。
在具体拍卖中,假设拍品皆真的前提下,委托人跟拍卖单位会就某些拍品达成一定的默契,以确保其藏品不会在低价位上被拍走。例如,拍卖图谱上标明某拍品10万元,市值实际15万元,卖家真实要卖出的心理价位为18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卖家和拍卖方会达成一定的协议,由本人或者其他人士出面,将价位托到18万元以上,如能成交就卖掉,属于正常拍出。没有成交仍在自己手里,表面上还贡献了拍卖成交总额。
汤易说,文物、艺术品存在着虚假鉴定、买假卖假早不是新闻了。故宫的多重门以及最近的天价金缕玉衣事件,之所以还能成为新闻,是因为在很大层面上具有普遍意义。
广东一位考古学教授雷君(化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有些藏家为了能拍出好价位,甚至可以用一两年的时间专门来造势,通过媒体宣传、出书、出画册等方式,让人们觉得某一种收藏品的升值空间很大,等时机成熟后,再组织拍卖会,这种收益将截然不同。
一位市级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博物馆也有可能被裹挟其中。比如,有些收藏家借着与国有博物馆合作展览的机会,大肆展出假文物或者仿造的名家艺术品,对外宣称在某某博物馆展览过,使消费者误以为是真品。
所以,尽管办展览是盈利的,但我们在选择与私人收藏家合作的时候,也会倍加小心,甚至干脆放弃。这位陈列部主任说。
记者在通州著名的画家村宋庄,曾看到一位画师对着一本画册,悉心临摹一幅名家作品。上前询问价格,不料这位画师的回答让人大跌眼镜:这幅是别人预订的,过几天要在拍卖行拍卖。
汤易告诉记者,假也是分不同情况,有的假得非常有价值,比如,后代仿前代的官窑,虽不是前代的官窑真品,但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故而经济价值也很高;张大千仿石涛的作品,可以以假乱真不说,甚至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另外,字画类代笔的情况比较普遍,慈禧的代笔有缪嘉蕙等多人,萧谦中给老师姜筠代笔。这都不能说是假,要与直接意义上的假区分开来。还有,有些书画类裱功被利用了,有的被重新裱过:画真裱假,而有些则是裱真画假,这些也不能以简单的假来概括。
盲目跟风不可取
在文物与艺术品市场巨大利益的推动下,很多人都在想办法。
一些县、市级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与当地文物贩子、盗墓者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私下从事倒卖文物的活动。他们不亲自从事盗墓活动,但是有小道消息都会马上知道,然后再联系买家渔利。雷君说。
国家法律有明文规定,出土文物不可以买卖。但是活跃在文物交易市场的真品,很多都是出土文物,但传世文物则是少数。
市场上东西良莠不齐,相对于真文物,假文物似乎更像主流。假的一样能卖出去,有市场的关系,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量捡漏不懂行的人存在。汤易说。
对于此次几位顶级专家将假的金缕玉衣鉴定为价值24亿元的事件,汤易的看法有点与众不同:银行单凭一纸专家鉴定就相信就审批通过?这里面不知道怎么勾结的呢,猫儿腻多了,也许不止媒体说的那么多吧。没准这里面,专家就是背黑锅的。汤易由此认为,与那些精明的文物贩子、银行家比起来,专家倒是很单纯的一方。
至于专家给出的市场价格,汤易觉得很多专家并不接触一线交易市场,有时报价张口就来,而实际销售根本达不到那么高的价位,造成所谓的有价无市。
能否交易取决于市场是否有需求,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谈交易成什么样的价格。放着也不升值的东西,谁买?对于汤易来说,她不觉得媒体现在热炒的假鉴定有什么了不起。专家不用对鉴定负责,拍卖行也不用对鉴定书负责,是真是假只能靠拍者火眼金睛了。
比起为拍品做鉴定书,汤易认为,专家的更大的作用在于,满足国家对拍卖企业技术实力的要求,相关法规规定,艺术品拍卖,作为拍卖一方的企业必须要有一定级别的专业技术力量,不够根本就没有资质。专家们的职称可以用来在外面挂靠收钱,甚至挂名出席都收钱,但是,大多数为了稳妥,往往退了之后挂在某企业,固定帮助一家。
为私人鉴定会更随意一些,但是为博物馆做鉴定,鉴定书会写得更详细一些,而且绝对不会出现价钱。因为在国有拍卖公司工作时间比较久,汤易有时也会以鉴定者的身份出现。
以圈内人自居的汤易,直言对电视中的鉴宝类节目不大感冒,收藏完全被娱乐化了,与实际的经营出入很大。另外,过分关注价格,给观众造成了不好的导向。应该说这也是激发近几年文物、艺术品投资升温的一个原因。加上股票市场的不景气,从2004年、2005年开始,这种带有相当盲目性的投资,升温到了一个相对严重的程度。
雷君认为,与其抱着发财的目的,不如从一个爱好入手:我就认识一个人,专门收集有寿字的碗底。很难说有多高的价值,但收藏的人乐在其中倒也不错。
专家只是小角色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民间收藏队伍已接近7000万人。随着收藏热潮的掀起,各类民间文物鉴定机构、鉴定专家也在这样的情况下相继兴起。
不过一些机构和个人利用藏家迫切需要了解所藏文物真假与价值的诉求,过分追求商业化,甚至非法牟利。
今年“3·15”,中央电视台曝光了文物、艺术品鉴定市场的乱象:1000元钱就可以随便给刚从古玩市场买来的物件办一张鉴定证书。这证书上不仅说此物件为真,还会说此物件市场价值几十万元甚至更多。
“有专家如此恣行的土壤,才能导致这样的恶之花灿烂开放。”汤易认为相应的法律法规严重不健全,才得以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现在可以给出鉴定结论的包括单位和个人。但大多数都是按照买方的要求做,至于写不写此品为真,各地也都有出入。比较负责任的单位,出鉴定书的时候会回避鉴定字眼和真假问题,只提此物基本资料与当时可能的市价。而专家则是比较随意的,即使是同一件东西,因为人情的因素可能作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是什么纵容了个人鉴定权利的膨胀?制度才是大问题,专家只是小角色。”汤易说。
乱出鉴定证书,就是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出具鉴定证书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对专家如何监管也是空白。拍卖方不提供拍品真假信息,对拍品真假不负责任也没有相关处罚规定。而业界多次呼吁的《民间收藏文物鉴定管理办法》,始终没见最后的一锤定音。
面对民间鉴定需求,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曾在几年前率先推出过对社会开放的服务工作。但遗憾的是,没有法律法规作保障,并没有在全国推广。
有关人士建议,目前文物鉴定活动缺乏准入制度,缺乏行业规范管理,鉴定已经沦为某些“鉴定家”敛财的工具。国家该对鉴定人员实行文物鉴定资格证制度,进行统一管理,从源头把好市场准入这第一道关口,使收藏者在选择鉴定机构时能够放心。
“这种模式难度也极大。”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先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