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印篆

　　目前西周和春秋的印章实物还没有发现，但从文献记载看，西周和春秋时期有印章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

　　战国时期，印章的发展已相当充分。战国古玺可分为三大类，即官玺、私玺和吉语玺。战国古玺以凿刻为多，其中有十字界栏或中分界栏。此外，各国、各地区的官印也有其独特的程式，姓名私玺小于官玺，形状则有方、圆、长方和不规则几何形等，十分丰富、章法绮丽、疏密自然。由于文字异形，往往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因此玺印布局松而不散、舒展自如、无拘无束。官玺则气势雄健挺拔。小玺却另有一股清丽之气，朱白均多为铸印，朱文玺阔边细文，白文玺多有边框，制作精巧、布局生动和谐、章法奇特多姿、形制多样，反映了当时印工们的艺术构思。战国吉语玺也十分生动，当时已能成批翻铸生产，以供人们佩带，其印文大多是“敬重”、“正行”、“福星”、“宜有千金”、“千秋万世昌”之类的吉祥用语。

　　二、秦汉印篆

　　秦印与战国玺印相比较，面貌相差很大，这显然与秦王朝以小篆统一六国文字有关。秦代用于治印的文字称“摹印篆”，较之六国文字规范而方正，用这一特征的文字治印显得平稳、安详。秦代官印还继承了战国玺印的某些特征，白文凿印多有边栏，并加添十字界栏，使印文在田字格中更适合方形的需要，寓变化于归整之中，以达到一种和谐之美。秦代低级官吏取方形之一半，而成为“日”字形的半通印，风格一如方形官印。

　　秦私印则方圆各具，由于文字使用小篆，又多受民间秦隶的影响，或匀停、或婉丽、或浑朴、或稚拙，多姿多彩。秦印较之战国玺印，变奇崛为平正，但较之汉印显得灵动，具有战国玺印向汉印过渡的特征。

　　汉代的印章无论数量、制作工艺、品种和风格的多样化都大大超越前代。汉印使用的文字从秦摹印篆发展而来，称为缪篆。缪篆字形更趋方正，饶有隶意，与当时通行的隶书接近。

　　官印除西汉初期似秦印较难区别外，以后多不用框。西汉的官私印多为凿印，东汉官、私印多为铸印，也有玉印。这类印，规矩中求流动，笔划质朴而又匀称。

　　汉官印用特殊的雕刻工具徐徐磨琢碾成，故匀净而典雅，线条光洁而流动。但不论以何种制作方法完成，汉官印的总体特征可以用“平正方直”四字概括。汉代的私印包括姓名印、表字印和臣妾印。私印中有一种满白文，在文字安排上笔划尽量粗放，甚至笔划接近合并，这样处理笔划少的字空间特别明显，是以前印章中少见的。

　　在汉印中，开始出现了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绕于印文四侧的四灵印，用作于为辟邪的“黄神越章”和殉葬祝辞的成语印。

　　还有一类鸟虫书的印章，这类印文上的笔画刻写为虫、鸟、鱼、龙等形态，绸缪缭绕，丰茂铱丽。汉代的印章除镌刻文字印外，还有一类铸刻人物、舞蹈和搏击等的图案印，形象刻划生动简括。

　　三、魏晋印篆

　　东汉末年，战争连绵，群雄割据。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印章依旧是汉印的格局，但毕竟高峰已过，宽搏、雄浑之风渐衰。今人根据一些印章所刻的魏晋时期的地名、官名，将它们从汉印中捡识出来，魏晋官印虽不如汉印精致，但也别具一格，文字刻划瘦挺、章法错落、自然随意。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别致的用“悬针篆”入印的印章，多见于六面印上。每字的竖笔都引长下重，末端突细，如针悬空的模样。由此可见同期书法对印章的影响。这时的印章虽然不乏精彩之作，但多数线条逐渐变得单薄，制作也从精巧变为简陋。另一方面，由于纸张的大量使用，印章赖以生存的简牍封检制度发生了变化，封泥时代宣告结束，这是实用印章转入低潮的重要原因。
 　　四、唐宋印篆

　　唐宋时代的实用印章是向文人篆刻艺术的过渡期。印章用于纸上，脱离了封泥的轨道，其印完全采用朱文，尺寸愈变愈大。隋代起至宋代，官印的尺寸多在5—6厘米见方，所用文字以小篆为基础，印文屈曲填满，线条反复折叠，次数无定则，但古代以“九”表示为数之多，所以有“九叠篆”之称。

　　唐宋时代的文人渐开好印之风。由于朝野均有收藏，书画上大量出现上自唐太宗自篆的“开元”印，南唐内府的“建业文房之印”，宋徽宗的“大观”、“宣和”、“政和”印，宋高宗的“绍兴”、“御书之宝”印，下至书画家周昉、钟绍京、褚遂良、欧阳修、苏东坡、黄山谷、米芾等都有用于书画的鉴藏印。

　　由于这种风气的延伸和发展，首先在书法作品上出现了款印。款印中有名印、字号印、斋馆阁印等等。到了宋代，书画上还出现了寄情舒怀的闲章，例如欧阳修有“六一居士”印；黄山谷有“山谷道人”印；苏东坡有“雪堂”斋馆印、“东坡居士”字号印和“赵郡苏氏”籍贯印；米芾有“宝晋斋”印等。受李阳冰篆书风格的影响，出现了笔势圆转流畅、线条干净利落，形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圆朱文”印，对后世刻印者颇有影响。宋代的私印除了采用篆体外，还有“押”付之刻印的。所谓“押”，是代表签名的特殊符号。

　　五、元代印篆

　　元代是印章艺术觉醒和飞跃发展的时代。赵孟在《印史》的序言中提出了印章重汉魏的审美观点。与赵同时的吾丘衍也是提倡汉印的杰出印学家、理论家。赵孟、吾丘衍的理论为明清文人流派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赵孟的印章作品多用其典雅的小篆篆印，被称为“圆朱文”。因其风格圆转流畅、清新悦目，又富于个性，所以元代士大夫竞相模仿，其影响延至明清和近代，在历史上形成继古玺、汉印以后又一崭新的格局。

　　由于在书画界举足轻重的书画家赵孟、柯九思等在书画作品上喜好用印，并且十分讲究，所以印章与书画的关系更加紧密，书画家自篆自刻印章的欲望日趋强烈。在汉印审美的影响下，大约在元代中期后，出现了集写刻于一身，并以汉印风采为追求对象的文人篆刻家，其中杰出的代表是王冕和朱珪。

　　在元代，文人印章也有发展，官印则多承袭前朝形制，特殊之处在易“九叠文”为“八思巴文”。

　　民间的花押印章也有所突破，故有“元押”之称。现在能较多看到的“押字印”是长方形的，上端刻楷书姓氏，下端刻一花押。图形押印上的花鸟、人物、鱼虫皆有生气，押印上的汉字也天然生动，疏宕有奇气。

　　六、明清印篆

　　由于石质印材广泛用于治印，及以汉印为主要内容的集古印谱大量刊行，印学理论不断发展并形成高潮。其间代表人物是文彭，他是流派印章史上开门见山的“鼻祖”。

　　文彭所用的印章由自己篆刻，风格也多为元人的两种格局——圆朱和汉白文。他的印章曾经影响了王谷祥、许初、何震等印人，从此以石治印的风气风靡开来。这时著名的篆刻家还有何震、苏宣、朱简、汪关等。

　　明代文人流派篆刻艺术的创作特点是充分汲取古人（特别是汉印）的养料并出新意，这为后世印坛开辟了丰富多彩的前景。

　　清代前期，由于受明代篆刻的影响，篆刻艺术有所发展，主要流派有皋派、云间派、虞山派、莆田派等，但影响最大的是徽派（又称皖派、北宗）。徽派的重要篆刻家有程邃、巴慰祖、邓石如等。浙派是晚于徽派而活动于杭州的另一文人篆刻流派大系，它的风格延续性强，而且有封闭性倾向，代表人物是丁敬。丁敬之后，杭州籍印人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先后各领风骚于浙杭，延续近两个世纪，被后世称为“西泠八家”。他们的作品沉稳严谨，师丁敬而又各有风貌。蒋仁继承了丁敬晚年较为明显的朱白文形式，并使之趋于统一，以涩刀碎切为刀法，黄易、奚冈是其实践者，并使这种典型风格基本定型。陈豫钟和陈鸿寿创作了许多典型的浙派味印章。赵之琛流于精熟巧媚，并使浙派步入僵化的阶段。钱松虽大多呈浙派风貌，但常突破框架，形成浑厚、雄强、古拙的风格。

　　晚清时期，浙、皖二派高潮已过，此时篆刻家有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

　　赵之谦，字益甫，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浙江绍兴人。他天分很高，诗、书、画、印皆精，而且于诗坛、书坛、画坛、印坛各领风骚，实在是一位绝世才子。他的印章初从浙派入手，后于古玺、秦汉印、宋元朱文印下力极深，又从巴尉祖、邓石如那里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尤其是他以“印外求印”为宗旨，广泛地借鉴清代晚期日渐增多的出土金石文字资料用以入印，使其印构思新颖、面目众多。此外，他大胆以汉画及六朝造像文字刊刻边款，使边款开拓出新的天地。赵之谦开拓的印外求印之路，使晚清印坛形成新的格局。

　　清代以后，近代印坛的杰出代表齐白石称得上是印章流派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他是继吴昌硕之后历史上又一位书、画、印皆绝的巨匠。他的篆刻最初从浙派入手，又受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影响，定居北京后与陈诗曾相识，过从甚密，相互启迪很深。他在其《白石印章》中自述：“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他印风粗犷、汪洋恣肆，喜用单刀侧锋冲刻，多具急就趣味，与其大写意花鸟画融为一体，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称为齐派。

• 推荐关键字：印篆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