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现罍钟同置或是蜀国贵族
“牟托石棺墓中,石棺顶部放有一件青铜罍,在石棺左侧还放有一件甬钟。在四川地区以往发掘的数百座石棺墓中,罍和钟同时出现尚属首例。”高大伦说,罍和钟作为蜀文化最为重要的青铜器物,是蜀人礼乐文化的象征,也是上层阶级的身份物证。即使在蜀文化的核心区成都平原,至今也没有罍、钟同出的实例。
牟托石棺墓出土的文物种类众多
出土的铜罍
此外,牟托墓中石棺棺顶所出的铜罍,其形制和新都,绵竹,广元、郫县战国中晚期蜀墓中出的器物上的罍形图案极为相似,因此,高大伦推测,牟托石棺墓的时期或为战国中晚期。“墓主就是蜀人,而且身份不凡。”
不符尚五嗜好或因战乱出逃
在牟托石棺墓中,仍然有一处疑点让考古人员感到不解,在此墓中出土的所有能成组的器物,如杯、戟、剑等,均为三件一组,这与古蜀人“尚五”的独特嗜好并不符合。对此,高大伦说,在实际的考古发掘中,成都平原发现的蜀墓随葬器物大多并不是五件一组,这也许揭示出“尚五”、“享五”只是蜀王的特权。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战国中晚期时,蜀国被秦国所灭。他推测,墓主极有可能是古蜀国的贵族或重臣,在国家面临灭顶之灾时,由蜀地逃往西南夷的高山地区避难,然而在仓皇出逃中,所携器物不多,因此在埋葬时只能尽力凑到了三件一组。
新闻资料
牟托石棺墓
1992年,茂县羌族博物馆和阿坝文管所在距茂县县城西南的牟托沟发掘了一座石棺葬和三个器物坑,墓葬中出土器物170余件,三个器物坑共出土器物66件,采集到6件。从规模、规格以及随葬器物的数量和奢华程度等方面来看,牟托石棺墓都堪称全川已发掘的石棺墓中之最。
自1994年以来已有多位考古专家对其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在墓葬年代、文化因素以及墓主族属一直存有争议。在墓葬年代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在墓主的身份上,也有蜀人、冉马尨部落以及西南夷人几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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罍(音léi),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体量略小于彝,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罍出现于商代晚期,而圆形罍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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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古墓现20枚海贝
200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日本九州大学组成联合研究组,对砻江流域的石棺葬文化遗存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在这一历时3年的中日联合考古研究中,2010年9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距甘孜州九龙县城约70公里处的河岸一处级阶地上,发现了一座“罕见”的石棺墓葬。
“这处石棺墓不仅有特殊的墓室结构,在墓主的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海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家祥说,墓主骸骨保留完整,在胸和手腕处还放置有20余枚海贝。“从贝壳放置的位置看,极有可能为装饰品。”黄家祥说,贝类为海洋所产,在深山峡谷之中出现非常罕见。在距今2000多年前,交通运输极度不发达的条件下,辗转运输遗存于此。“可以推测墓主在商贸上与外界有诸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