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檀嵌玉玉堂富贵图挂屏 

　　文 胡德生(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清代家具在康熙朝以前还保留着明式风格特点，到乾隆时，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当时大中城市中，普遍存在着木作、铜作、铁作、漆作以及纺织、印刷等行业的手工作坊；康、雍、乾三朝经济的繁荣，为清式家具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式家具与明式家具在造型艺术及风格上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清式家具用材厚重，家具的总体尺寸较明式宽大，相应的局部尺寸也随之加大；其次清式家具装饰华丽，表现手法主要是镶嵌、雕刻及彩绘等，给人的感觉是稳重、精致、豪华、艳丽，和明式家具的朴素、大方、优美、舒适形成鲜明的对比。它虽不如明式家具那样具有科学性，显得厚重有余，俊秀不足，给人沉闷笨重之感。但从另一方面说，由于清式家具以富丽、豪华、稳重、威严为准则，为达到设计目的，利用各种手法，采用多种材料，多种形式，巧妙地装饰在家具上，效果也很成功。所以，清式家具仍不失为中国家具艺术中的优秀作品。

　　清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广州、苏州、北京三处。他们各代表一个地区的风格、特点，被称为清式家具的三大名作。其中又以广式家具最为突出，并得到皇家的赏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传播了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经济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广州由于它特定的地理位置，便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门户。随着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手工业也都随之恢复和发展起来。加之广州又是贵重木材的主要产地，南洋各国的优质木材也多由广州进口，制作家具的材料比较充裕，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赋予广式家具独特的艺术风格。

　　广式家具的特点之一是用料粗大充裕，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檀边座点翠插屏为例，在两侧瓶式立柱上用料粗大充裕的特点最为突出。每个立柱从底座墩木的上平面算起，就高达63.5厘米，瓶腹最宽处19厘米，厚6.5厘米。要用这么大的木料削成细脖、大腹、小底的方瓶形式，自然要挖去许多木料。再看插屏底座的木墩，长55.5厘米，宽11厘米，高15厘米，下面挖出曲线轮廓，两端留足。其用料的大小，关系插屏的稳定与否，因此，广式家具的腿足、立柱等主要构件不论弯曲度有多大，一般不用拼接做法，而习惯用一块木料挖成。其他部位也大体如此，所以广式家具大都比较粗壮。

　　广式家具为讲求木性一致，大多用一种木料制成。通常所见广式家具，或紫檀，或酸枝，皆为清一色的同一木质。决不掺杂其他木材，而且广式家具不加漆饰，使木质完全裸露，让人一看便有实实在在、一目了然之感。

　　广式家具特点之二，是装饰花纹雕刻深峻，刀法圆熟，磨工精细。它的雕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建筑雕刻的影响。雕刻花纹隆起较高，个别部位近似圆雕，加上磨工精细，使花纹表面莹滑如玉，丝毫不露刀凿痕迹。以紫檀雕花柜格为例，柜格正面两门板心都饰以阳刻花纹，四角及正中雕折枝花卉，花朵及枝叶叉芽四出，由于雕刻较深而极富立体感。所饰西洋巴洛克花纹，翻转回旋，线条流畅。图案间隙留出衬地儿，在雕刻时，除图案纹饰外，其余则用刀铲平，再经打磨平整。虽有纹脉相隔，但从整个地子看，决无高低不平的现象。在板面图案纹理复杂、铲刀处处受阻的情况下，能把地子处理得这样平，在当时手工操作的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这种雕刻风格，在广式家具中尤为突出。

　　广式家具的装饰题材和纹饰，也受西方文化艺术影响。明末清初之际，西方的建筑、雕刻、绘画等技艺逐渐为中国所应用，自清代雍正至乾隆、嘉庆时期，摹仿西式建筑的风气大盛。除广州外，其他地区也有这种现象。如：在北京兴建的圆明园，其中就有不少建筑从形式到室内装修，无一不是西洋风格。为装饰这些殿堂，清廷每年除从广州定做、采办大批家具外，还从广州挑选优秀工匠到皇宫，为皇家制作与这些建筑风格相协调的中西结合式家具。即以中国传统工艺制成家具后，再用雕刻、镶嵌等工艺手法装饰西洋花纹。这种西式花纹，通常是一种形似牡丹的花纹，亦称“西番莲”。这种花纹线条流畅，变化多样，可以根据不同器型而随意伸展枝条。它的特点是多以一朵或几朵花为中心，向四处伸展，且大都上下左右对称。如果装饰在圆形器物上，其枝叶多作循环式，各面纹饰衔接巧妙，很难分辨它们的首尾。

　　广式家具除装饰西式花纹外，也有相当数量的传统花纹。如：各种形式的海水云龙、海水江崖、云纹、凤纹、夔纹、蝠、磬、缠枝或折枝花卉，以及各种花边装饰等。有的广式家具中西两种纹饰兼而有之；也有的广式家具乍看都是中国传统纹饰，但细看起来，总或多或少地带有西式痕迹。为我们鉴定是否为广式家具提供了依据。当然，我们也不能仅凭这一点一滴的痕迹就下结论，而不从用材、做工、造型、纹饰等方面综合考虑。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再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紫檀柜格为例加以说明。柜的两山雕刻的都是中国传统折枝花卉，正面对开两门，每扇四角各雕一组折枝梅花，中间也以折枝花为饰，但四角与中间花之间的空当中，又雕一组西洋巴洛克风格的图案。上部四框饰绳纹，两层膛板下各装抽屉一层，共四支。在抽屉外面又以紫檀薄板雕刻西洋花纹饰边。这种装饰手法在广式家具中是屡见不鲜的。在众多的广式家具中，带有西洋式花纹或有西洋痕迹的约占十之六七。

　　清初，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的各种官营和私营手工业都相继恢复和发展起来，给家具艺术增添了色彩，形成与明式家具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雕刻和镶嵌的艺术手法上。镶嵌作品多为插屏、挂屏、屏风、箱子、柜子等，原料以象牙、螺钿、木雕、景泰蓝以及玻璃油画等为主。

　　提到镶嵌，人们多与漆器联系在一起，原因是中国镶嵌艺术多以漆器作地儿。而广式家具的镶嵌却不见漆，是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一个明显特征，传世作品也很多。内容多以山水风景、树石花卉、鸟兽、神话故事及反映现实生活的风土人情等为题。如前所举紫檀边座点翠象牙插屏，屏心以黑色丝绒为衬地儿，用点翠嵌成山水树石，象牙着色人物，描绘出农家一年一度的灯节情景。人物雕刻细腻，点翠色彩艳丽。

　　广州还有一种以玻璃油画为装饰材料的家具，也以屏风类家具最为常见。玻璃油画就是在玻璃上画的油彩画，于清代初期由欧州传入中国，首先在广州兴起，曾形成专业生产。

　　苏式家具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生产的家具。苏式家具形成较早，举世闻名的明式家具即以苏式家具为主。它以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用料及结构合理、比例尺寸合度等特点和朴素、大方的格调博得了世人的赞赏。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苏式家具也开始向繁琐和华而不实方面转变。这里所讲的苏式家具主要指清代而言。

　　以紫檀席心描金扶手椅为例，从外观看，颇为俊秀华丽，但从其用料方面看，是异常节俭的。先从四条腿说起，四条直腿下端饰回纹马蹄，上部饰小牙头，这在广式家具中通常用一块整料制成。而此椅却不然，四条直腿平面以外的所有装饰全部用小块碎料粘贴，包括回纹马蹄部分所需的一小块薄板。椅面下的牙条也较窄较薄，座面边框也不宽，中间不用板心，而用藤席，又节省了不少木料。再看上部靠背和扶手，采用拐子纹装饰，拐角处用格角榫拼接，这种纹饰用不着大料，甚至连拇指大小的小木块都可以派到用场，足见用料之节俭。

　　苏式家具的大件器物还常采用包镶做法，即用杂木为骨架，外面粘贴硬木薄板。这种包镶做法，费力费时，技术要求也较高，好的包镶家具不经仔细观察或移动，很难看出是包镶做法。聪明的工匠通常把拼缝处理在棱角处，而使家具表面木质纹理保持完整，既节省了木料，又不破坏家具本身的整体效果。为了节省材料，制作桌子、椅子、凳子等家具时，还常在暗处掺杂其他柴杂木。这种现象，多表现在器物里面穿带的用料上。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批苏式家具，十之八九都有这种现象。而且明清两代的家具都是如此。苏式家具里侧大都油饰漆里，目的在于使穿带避免受潮，保持木料不致弯形，同时也有遮丑的作用。

　　总之，苏式家具在用料方面和广式家具风格截然不同，苏式家具以俊秀著称，用料较广式家具要小的多。由于硬质木材来之不易，苏作工匠往往惜木如金，在制作每一件家具前，要对每一块木料进行反复观察、衡量、精打细算，尽可能把木质纹理整洁美丽的部位用在表面上。不经过深思熟虑，决不轻易动手。

　　苏式家具的镶嵌和雕刻也主要表现在箱柜和屏联上。以普通箱柜为例，通常以硬质木材做成骨架，当中起槽镶一块软木板，然后按漆工工序做成素漆面。漆面阴干后，开始装饰，先在漆面上描出画稿，再按图案形式用刀挖槽儿，将事先按图做好的各种质地的嵌件镶进槽内，用胶粘牢，即为成器。苏式家具中的各种镶嵌大多用小块材料堆嵌，整板大面积雕刻成器的不多。常见的镶嵌材料大多为各种玉石、各色彩石、象牙、螺钿、各种材质的木雕等。在各种木雕中又以鸡翅木雕居多。

　　苏式家具镶嵌手法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材料，哪怕只有黄豆大小的玉石或螺钿碎渣，都不会废弃。

　　苏式家具的装饰题材多取自历代名人画稿。以松、竹、梅、山石、花鸟、风景以及各种神话故事为主。其次是传统纹饰，如：海水云龙、海水江崖、龙戏珠、龙凤呈祥等。折枝花卉亦很普遍，大多借其谐音寓意一句吉祥语。局部装饰花纹多以缠枝莲或缠枝牡丹为主，西洋花纹较为少见。一般情况下，苏式的缠枝莲与广式的西番莲，已成为区别苏式还是广式的一个特征。

　　京作家具一般以清宫造办处所制家具为主。造办处中设有单独的木作，从全国各地招募优秀工匠到皇宫服役。由于广州工匠技艺高超，又在木作中单设一广木作，全部由广州工匠充任，所制家具带有浓厚的广式风格。它与纯粹广式家具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用料方面。其原因是这些优质木材全部从广州运来，一车木料辗转数月才能运到北京，沿途人力物力，花费开销自不必说，皇帝本人也深知这一点。因此，造办处在制作一件家具之前，先画样呈览，经皇帝审批后，方可制作。在造办处档案中，经常记载着这样的事，皇帝看过图纸后提出修改意见，准作小样，小样制成后再经皇帝呈览，皇帝看后觉得某部分用料过大，及时批示将某部收小些。久而久之，形成京作家具较广式家具用料小的特点。在造办处普通木作中，多由江南地区招募优秀工匠，其作工趋向苏式。不同的是，他们在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家具较江南地区用料要大，而且没有掺假的现象。

　　从纹饰上看，京作家具较其他地区又独具风格。它从皇家收藏的古代玉器、铜器上汲取素材，巧妙地装饰在家具上。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广泛了，明代多限于装饰翘头案的牙板和两腿间的镶板，清代则在桌案、椅凳、箱柜上普遍使用。明代多雕刻螭虎龙 (北京匠师多称其为拐子龙或草龙)；而清代则是夔龙纹最为常见，其他还有夔凤纹、拐子纹、螭纹、虬纹、蟠纹、饕餮纹、兽面纹、雷纹、蝉纹、勾卷云纹等无其不有。根据家具造型的不同特点，而施以各种不同形态的纹饰，表现了古色古香、文静典雅的艺术形象。

　　清代自康熙晚期至乾隆初期曾一度开放宁波和厦门两个口岸，与海外通商贸易。来往最多的是日本，贸易品类中有相当数量的东洋漆家具。这些洋漆家具进入皇宫，深得皇家喜爱，从清代宫中贡档得知，在这一时期内，除从日本直接进口外，还在浙江宁波、江苏淮安、福建福州、江西九江和长卢等地大批仿制洋漆家具，进贡皇宫。尤其是福州，以金漆描画山水楼阁著称，装饰花纹则以西洋花纹占多数，在漆器行业中，居全国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