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瓷器门”……一系列事件，把北京故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不断在评论和审视着北京故宫，并追问：故宫是否也到了需要改革的“最危险的时候”？

　　本刊记者/马多思  滑璇

　　文/孔令钰  王秋思  刘婧佳

　　没有皇帝的故宫更神秘。

　　从“失窃门”，到“会所门”，再到意外损毁瓷器，如果不是“网友曝”，恐怕仍然不为公众所知，故宫也因此屡被推上风口浪尖。虽然最后一位皇帝在1924年就彻底走出了故宫，但故宫却依然保留着紫禁城的傲慢，阳光依然很难照进坚实无比的红墙。

　　故宫是谁的故宫？故宫是否也到了需要改革的“最危险的时候”？

　　后宫

　　在曾在故宫担任咨询员的小尚眼里，故宫实在是太大，不仅是面积，还有人。

　　据统计，故宫现有在职工1400余人，离退休人员600余人。“这还是有编制的，更多的是没编制的派遣人员。”小尚说。

　　所谓派遣人员，是指故宫委托中全人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全人才)招聘的派遣制员工，这些员工为故宫服务，但不占用故宫的编制。据中全人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务员介绍，故宫与中全人才在2005年以前就开始合作了，一般中全人才对派遣员工每人每月收取150元的中介费用，但如果超过50人，可适当降低，像故宫这种大型合作单位，可适当降低。据她介绍，目前故宫的员工中，约有几百人是中全人才派遣的，但具体数字尚无统计，最近5月份，中全人才刚刚向故宫派遣了60人。

　　在派遣员工中，“站殿”这个岗位最多，其余还有从事商品销售、宣传、为游客提供咨询等职务。据小尚介绍，因为“站殿”是保护文物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所以对员工的审查很严，多数需有北京市户口，很大一部分是复转军人。

　　小尚自己介绍，他每月的工资两千多元，据他所知，宫内有编制的普通员工的薪水大概比派遣制员工多1000元。小尚的评价是：“钱虽然不多，但是压力很小，是个很养人的地方，适合养老。”

　　正因如此，派遣员工往往工作两三年就辞职了。和小尚一样，另外一位中专毕业后被派遣到故宫作纪念品销售的“铁匠”(化名)，也在工作两年后选择了离开。“我虽然爱故宫，但我出来的原因是，那种地方节奏很慢，和外面那种激烈的商业竞争比，我不想在那儿安逸惯了，失去在外面锻炼的机会……”他在微博里这样写道。

　　“铁匠”在故宫工作时的收入每月不足两千元。

　　深宫大院，不只人多，部门也多。

　　“故宫部门太多了，我97年离开时才十几个部门，现在有三十多个了。”曾担任故宫保管部主任的退休干部高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资料记载，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机构进行多次调整。据统计，从1952年7月到1966年4月，经过13次调整变动，最后确定为院长办公室、政治部、业务工作部等9个部门，1997年达到十几个部室，2000年变为25个部处。现在，据故宫官网显示，共有31个机构部门。

　　故宫最初的组织框架完全模仿前苏联，改革开放后，渐渐增加了美国博物馆的管理模式。仿苏部分，故宫内部划分为陈列部、保管部、保卫部和宣传教育部等；仿美部分，则设立书画部、器物部等。

　　然而在高和看来，部门的增加和人员的增多并不能提高故宫的工作效率，因为所有官员都是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而这些人的收入也并不与门票或文物保护工作的效果挂钩，他甚至曾听到消息说，某些部门的成立完全是少数领导的随意决定，“但是没有证据”。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过的多名故宫退休人员也表示，已接到故宫方面的通知，不能随意接受媒体采访，一律要经过院办同意。

　　内务

　　据文化部网站显示，故宫的性质系直属事业单位，采用收支两条线的经营模式，门票等收入全部上缴，其行政支出则全部通过年度预算向财政部申请，主要包括员工工资、科研经费以及办公经费。维修费用则需申请专项资金。

　　但据调查，高达上亿元的商业开发收入和院外所属产权房屋出租所得却并不在公众视线之内。以今年5月曾广受关注的建福宫会所门为例，其建福宫的经营便不在受控范围内。

　　“故宫的门票是要全部上交的，那么故宫员工的福利靠什么，就靠我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经营收入。”“铁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资料，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前身是设立于1952年的故宫商店。1984年，故宫商店更名为故宫服务公司，至1998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介绍，文化服务中心的法人和董事会成员均由院办直接委任。“铁匠”也证实这种说法，“说是公司，实际上还是属于故宫。”

　　他介绍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是相当热门的部门，如果是编制内人员，根据销售收入会有奖金，而其他部门的员工只有固定的工资，因此很多人希望能调进服务中心。

　　除了销售食品饮料和纪念品，故宫也出租销售摊位，但在“铁匠”眼里，出租摊位的收益实际并不高，因为“不是谁想租就能租，往往是承包给一些有后台的人，价钱很便宜”。

　　曾在故宫工作过13年的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甄元森说，他1988年离开故宫以前，才刚刚开始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规模都很小。但近些年，商业活动似乎越来越多，除了销售食品和纪念品，来院展览、对外文物修复等有偿项目均陆续展开。

　　如，据台湾媒体报道，统一企业于2003年以巨资取得在北京故宫内饮料及方便面的独家贩卖权，曾经一度紫禁城内到处可见“故宫游、统一情”的广告标语，及红色飞鸟的统一商标。“统一”并未透露这项独家贩卖权的取得花费了多少资金，只表示“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不能讲”。据台湾媒体估计，一年的费用或许超过人民币三四百万元。

　　显而易见的另一项经营活动是故宫门票广告。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从2005年至2009年门票广告均由雀巢承担，但在任何公共信息渠道，均无法获得故宫门票广告的招投标及中标的具体内容。

　　除此之外，出租宫内场地举办会议或活动亦是一项不小的进项。故宫城墙外的一些商铺所有权，也归故宫所有。这些收入，既不上缴国库，其使用亦不受公众监管。

　　但是甄元森认为，“故宫每年的运营费用很大，国家的拨款根本不够用，这里面有古建的维修，文物的修复等等。古建维修最费钱，随便一个小项目都需要上千万元，如果仅仅靠国家拨款，什么事都做不了。”

　　以有据可查的2004年为例，当年门票收入3.5亿元，全部上缴后，故宫得到日常支出1.4亿元的拨款，以及1亿元维修经费，后者是为迎接北京奥运会，有关部门决定从2002年到2008年每年支付1亿元维修费。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季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故宫每年获得的国家财政拨款约为3亿至4亿。但参观故宫的人数逐年上升，2009年是1100万，2010年达到1300万，以旺季门票60元淡季40元计算，故宫每年通过门票至少可以获得约5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故宫的门票收入支付了运行其自身的运营成本后，还要把结余上缴财政。

　　因此，当面临重大修复项目时，故宫本身无力承担。据报道，自20世纪50年代起，故宫博物院先后进行了500多项维修保护工程，这其中，就有香港特区、联合国以及日本政府的大力资助。“会所门”的发生地建福宫花园，正是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重建的。而建福宫花园开放的收益，据说本也是准备用于“补充花园维护费用”。

　　改革

　　“其实这不是故宫一个单位的问题，你说哪个国家机关和单位不存在这些问题？”回想5月以来故宫连续经历的风波，甄妮说。

　　甄妮曾留学法国昂热大学，学习国际艺术管理，其中便有文物古迹经营管理的课程，毕业后一直在法国工作。去年10月，她加盟故宫宫廷文化公司，任职市场开拓总监，负责公司形象、战略策划、营销企划、合作和媒体关系等事务。作为一个曾经在“宫里”呆过的人，她并不认为故宫如媒体所渲染得那般“傲慢”，而是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说到根上，故宫还是一个大国家机关，但国外大博物馆的馆长不会从官僚体系中任命，而会以学术、艺术成就和管理为选拔标准。”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幽泓看来，故宫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故宫近期连续发生“丑闻”的重要原因。

　　“故宫是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属文化部管理。”陈幽泓说，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故宫博物院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院长就是向上级行政长官负责，而不是向公众负责。“现在故宫还像它的原名一样，是个封闭的、外人不能知道的紫禁城。”

　　事实上，故宫并非没有进行过改革。据北京博物馆协会出版的《北京博物馆年鉴(1988-1992)》，因上任初始便接连发生两起窃案一起火灾，1987年上任的新院长张忠培便着手建立新的管理规章和制度。新的制度采纳岗位责任制，将全院工作分为13类，对21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部处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均做了详细规定，希望以“责任落实到人”来完善不足。

　　但这样的自我监管模式，事实上仍是“人治”，层层向上负责，最后仍归结为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计划经济模式。

　　高和对此深有体会。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一次启功先生到博物院看画，按宫内规定，如要触碰藏品，均需戴手套，避免汗液对文物造成侵害。但启功先生不愿戴手套，高和希望院内领导能够提醒并要求，陪同参观的领导却抹不开面子作出要求，最后，高和自己强硬地要求启功先生必须戴手套。启功先生勉强同意只戴一个手指头，高和便说：“那好，只有这一根手指有权力摸。”

　　高和承认，此事闹得在场人士均非常尴尬。但他觉得，既然是规定，便任何人都要遵守，没人应该享有特权。然而在“官本位”的体制和氛围下，做到“规定面前，人人平等”又谈何容易。

　　后来有一次某中央领导来故宫参观瓷器，高和便提前把“丑话”说在了前头：领导来参观非常荣幸，但这些瓷器都非常娇弱，只能看，不能动，如要动，请保管人员替您动，您只管动嘴，想看里儿我们给您看里儿，想看底儿我们就给您看底儿。

　　旅居伦敦的资深媒体人曹吉力对大英博物馆极为熟悉，他在邮件中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大英博物馆的管理模式。

　　大英博物馆直接受英国政府文化体育媒体部行政管辖，资金主要来自国库，但大英博物馆的管理者并不由政府指派。现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戈，原是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于2002年被大英博物馆理事会公推为大英博物馆馆长。

　　大英博物馆理事会的成员也是公开的。在25名现任理事会成员中，除了英国女王任命的一名人选之外，英国首相府、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科学院以及伦敦文物学会等不同部门分别提名理事会成员，这些成员并不在大英博物馆拿工资，因为他们都是诸如英国石油公司总裁、英国金融保险公司高管，以及剑桥大学分院院长这样的社会名流。

　　此外，大英博物馆的收入和开支都要上报英国国家审计局(NAO)，审计局亦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定期会把审计结果对外界公布，公众可以在其网站上随意浏览。

　　“要想真正做到国际上文博单位的水平，肯定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长期在欧洲从事文化遗产经营的经历，也让甄妮得出结论，“光靠国家的拨款完全不可能实现，故宫需要学习欧洲的先进经验，国家拨款、基金会资助、企业和个人资助，把所有力量整合在一起做文物保护，这才是以后的出路。”而故宫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得太快，体制却没有跟上”。

　　在甄妮看来，宫门紧闭并不能真正地保护文物和文化，博物馆的文化管理工作，很大一部分是要把这些历史遗迹“做活”。她介绍，法国的凡尔赛宫里商店也很多，经常有演出活动，在不开放的时间内，管理方也不时宴请一些主要赞助者。

　　她所供职的法国公司也从事此类经营活动。如，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舍农索城堡，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沙龙的发源地，甄妮在法国供职的公司就结合这个背景，把城堡中一个漂亮的长廊设计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画廊，每年夏天都邀请世界级的大师来做个展。这种方式既遵循了城堡的传统，又把相对不重要的部分更好地利用起来，让它从次要的部分变成了当地艺术传承的地方。在昂布瓦兹皇家城堡，因其有皇家宴会传统，甄妮的公司就在城堡不开放的时间，安排一些私宴及演出活动。

　　因此，她并不觉得将复建后的建福宫作为宴会场所有何不妥，“建福宫原来也是皇家御用，也有宴会的传统，那么不妨将其在非开放期间用作传统宴会或活动的场所”，但真正的问题是，“在现有体制下的经营不可能做得好”。

　　近况

　　事实上，故宫或许也正在向国际标准化的博物馆经营方向前进。据报道，今年3月29日，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下称故宫基金会)及北京故宫文化促进会(下称故宫会)宣告成立，王石、马化腾等八位企业家为故宫基金会募集发起资金1600万，用以弥补政府拨款的不足，为故宫博物馆学术研究和公众服务提供支持，并扩大故宫博物院国际国内影响力。这八位企业家同时也是故宫会的发起人，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宗旨是推动故宫与企业界、艺术界等社会组织的联合。

　　故宫会和故宫基金会理事长李季(亦是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表示，基金会的账目将请审计公司全程审计，因为理事们对“民主和透明”最为看重。

　　然而现实是，不只是企业家，自五月以来，无论“失窃门”“错字门”或“瓷器门”，公众的质疑最终都集中在故宫经营管理的透明度上。

　　5月2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三名博士生先后向故宫、财政部递交信息公开申请，申请两单位公开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门票收入及使用情况，希望将数据进行对比，核实双方财政收支情况是否一致。故宫和财政部均表示已经收到信息公开申请。

　　三位博士认为，信息公开方能促使有效的监督，“而财政收支的公开比较容易看出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其中的成协中博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以门票收支情况作为一个切入点，也可以引导大家关注故宫以及类似的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问题，督促他们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据《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最新消息，财政部已就三位博士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指出故宫博物院系文化部下属事业单位，资金收支情况由文化部负责统一编制。鉴于此，三位博士转而向文化部发出信息公开申请，并将财政部回函附于申请之后。据称，文化部也已作出回应，但具体内容尚不得而知。而时隔两月，故宫方面一直未对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任何回应，可见，正努力向国际化博物馆管理模式靠拢的故宫，似乎尚未摆脱“衙门”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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