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石刻卧佛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八庙乡卧佛沟内，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唐代卧佛，卧佛上方的释迦说法图造像主次鲜明，栩栩如生。四川境内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众多，内容题材独具本地特色，在中国石窟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威武雄健的石兽与雕刻精美的高颐阙屹立于四川省雅安姚桥汉碑村。两汉时期，四川经济文化空间繁荣，众多崖墓、汉阙、画像石等汉代遗存让今人领略到汉时蜀地的独特魅力  　

　　重庆大足北山佛湾中的孔雀明王窟中，壁上千佛与孔雀明王相互辉映，气氛热烈。孔雀背屏上镌刻伏氏匠师造像记，伏氏家族世代凿造佛像，遗存甚多

　　摄影：陈新宇

　　撰文：孙华

　　引子：四川、四川人和四川文化遗产

　　在秦王朝将四川地区纳入版图以前，这里存在着蜀和巴两个古老的王国，蜀控制着盆地西部的平原地区，巴则占据着盆地东部的岭谷地区。据史学家研究，四川盆地内自夏代后，一直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控制的区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古蜀文化系统——即使不计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文化，也先后经历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和青羊宫文化(即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连续、稳定且持久。正由于四川盆地文化传统的高度稳定，使得秦灭巴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文化仍然以其确定的方向和惯性继续保持。

　　蜀既是一个古国的称号，同时也是一个古代族群的称号，该王国尽管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个王朝，但“蜀”这一称号却贯穿始终。正因如此，“蜀”这个名称给后来四川的人们以极深的印象。之后在四川割据的地方政权，如刘备建立的蜀汉，王建建立的前蜀、孟之祥建立的后蜀，每每沿用“蜀”这一古老称谓。

　　在秦王朝的直接统治下，四川与王朝中心的联系加强。秦王朝又通过原先蜀国的中心成都，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传播到整个四川及周围地区。在秦朝覆灭后的楚汉战争中，四川是汉王朝建立的后方基础和依托，成都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地位日渐重要。至西汉中后期，四川已是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正如严耕望所说：“史公《货殖列传》述巴蜀物产之饶，但尚未称成都为‘一都之会’，《盐铁论》亦未列入‘天下名都’。至西汉末年，蜀郡已为全国人口稠密地区之一，成都一县著籍民户七万六千余，仅次于长安；加以工商发达，已得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列为天下五都，为当时长江流域唯一之第一等大都市。”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其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到汉景帝时期，庐江人文翁担任四川长官，创办学校，开全国风气之先，齐鲁儒家学说从而风行四川，彻底改变了古蜀传统。《汉书· 循吏列传》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今天，我们在分布广泛的汉代崖墓、雕刻精美的汉代石阙、特色鲜明的汉墓装饰(画像砖和画像石)以及造型生动的随葬陶俑等遗存中，都能领略到大汉时期四川独有的区域文化特色和艺术价值。

　　四川是容易使人产生神秘感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三具凸目尖耳大铜面像，其原貌就是人首鸟身的大神。在三星堆人的宗教观念中，太阳神是天上的神祇，地上有主管人间的神祇，在天神与地神之间，可能还有一位掌管云雨水气的神祇。三星堆三具人首鸟身的神祇，很可能与后来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有着某种源流关系。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宇宙最本源的东西，被老子归结抽象的“道”，并比喻为形象的“水”，有了水，才会有天地。也许正因四川盆地有着这样深厚古老的宗教氛围，这里才成为早期道教形成的重要地域之一。

　　当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佛也被作为道教的仙佛之一而得以采用。在彭山县东汉崖墓中，在汉墓出土的铜制摇钱树上，我们都能看到早期佛像的身影。但直到南朝刘宋时期，受当时南北方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影响，四川才出现了较成熟的佛教与道教造像，这种造像形式和风格以该区域的首府成都为中心迅速蔓延开来。

　　作为宗教造像的重要类别之一，石窟寺观及摩崖造像需要有适合的山体崖面、强烈的宗教驱动、流行的开窟造像风气和稳定的社会经济为基础，而诸多条件蜀地兼备。四川盆地中广泛分布着石质细腻的山体，自东汉以来，就有开凿崖洞作为墓葬的传统。四川佛教在汉晋时已有传布，南北朝时期更成为一种普遍信仰，当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佛教造像风气传入四川以后，佛教徒以及稍后的道教徒就纷纷在山间崖壁开凿窟龛，建立石窟寺观。从安史之乱开始，尤其是黄巢攻克长安之后，一直到北宋前期，中原凋敝，四川却政治平稳，经济发展，西京长安甚至东京洛阳的著名僧侣、文人和佛道教徒翻越秦岭巴山来到了四川盆地，依托此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将四川的文化、宗教和宗教艺术推至发展的高峰。唐末至宋初，四川盆地一度成为全国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影响所及，北至河西敦煌，南到南诏大理。四川盆地的石窟寺观在全国分布最密集，摩崖造像在全国数量最多，宗教类型和题材内容广泛多样，并且在中国北方地区石窟造像之风普遍衰落以后延续发展并达到高潮。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大足石窟，都在中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由于唐代直至南宋，蜀地长期承平，加上宋朝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四川官民对于战争已经全然失去了防范意识，军事防御形同虚设。当蒙古大军南下，大部分四川州县迅速为蒙军攻占。元朝平定四川后，富庶的川西平原板荡灰烬，首府成都已为废墟。先前唐宋的流风余韵，余息奄奄，但还尚有几分精神。

　　最大的劫难开始于明末清初，半个世纪的战火纷飞，让四川的社会经济体系被彻底摧毁。四川固有的传统文化已经基本中断。延续了千年的成都文翁石室，在战火中失去了踪迹，这是四川秦汉以来文化传统中断的一个标志。

　　所幸，今人还能在博物馆、在深藏于巴蜀山岭间的石窟寺观、在山野田间的某一院墙间，感受曾经的蜀风汉韵、唐宋遗音，在无数自然灾害、人间战争和文化革命之后余生的这些丰富的文物和遗迹，让四川成为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它们对华夏文明的意义深远而重大。在经济飞速发展、收藏持续升温的现实中，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珍惜这些祖先留下来的财富，是考古工作者和公众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至于四川的另一半——包裹着四川盆地西半部的川西北高原，给居于盆地内的人们无数想象。传说最早统一中国中心地区的创始人夏启及其父大禹就生于川西北山区，岷山之下还有大禹出生地“石纽村”、“刳儿坪”等圣迹(西汉杨雄《蜀王本纪》)，以至秦汉时期被流放四川的人们，都要美化自己是“追随大禹的足迹”。早在史前时期，进入成都平原的古蜀人，也认为自己的祖先或祖先神蚕丛居住在“岷山石室”。他们想象在这终年积雪的高山上，一定居住着比大禹、蚕丛更伟大的神祇。这个大神先是被想象成具有几分自然神色彩的太阳落山后所栖息的巨大神树(三星堆的大铜神树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下的创造)，以后又被想象成老虎形状的“开明兽”和“西王母”，最后演变成坐在龙虎座上、拥有长生不死药的美女形象“西王母”。顾颉刚等学者归纳中国远古神话有两大系统：以西方高山为背景的昆仑神话和以东方大海为背景的蓬莱神话，而壮丽的昆仑神话便是四川先民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

　　发现巴蜀石窟 中国石窟寺最后的辉煌

　　撰文：雷玉华

　　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从新疆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一路留下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晚唐以降，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渐渐衰落。唐宋以后，独巴蜀地区石窟开凿与摩崖造像日益繁盛，绵延不止，且独具蜀地特色，书写了我国晚期石窟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四川周绕崇山峻岭，不知将多少美好阻隔在群山之外，但从未挡住佛陀的脚步。四川是中国石窟造像延续时间最长、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川北广元、巴中地处中原入川要道金牛道与米仓道，较早开始开窟造像；西蜀成都在南北朝时已开始建寺造像，至唐宋更趋繁荣，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传播久远。当北方石窟造像渐渐停歇，四川石窟却遍地开花，安岳、大足的摩崖石刻更是晚期石窟寺最杰出的代表。

　　江波峭壁金牛道

　　1998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广元，踏上向往中的古金牛道，这条从成都进入关中平原的千年古道是当年佛教和造像艺术入川的第一站，也是我与佛结缘的起点。从此，我走上了对它的探索与研究之路，人生轨迹也因此改变。

　　金牛道上，石柜阁栈道傍依着万仞峭壁，下面是滔滔的嘉陵江，自古是蜀道上最危险的路段之一。可就在栈道上方绝高处，竟重重叠叠、密如蜂窝般罗列着上千个佛教造像龛，龛内佛像数万尊。立于悬空的栈道上，脚下江水涌动，不经意间抬起头来，“千龛宝相列森罗，百尺金身拥堆壁”的景象赫然映入眼帘，你会有怎样的惊叹？

　　这就是广元城外的千佛崖石窟和摩崖造像群，一座刻在江波峭壁上的千年古寺。

　　即使放眼整个中国，千佛崖的规模也名列前茅。它起自北魏，在唐代武周、开元时期达到极盛，是四川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群。唐以后虽造像渐少，但直到清代仍未断绝。我与广元皇泽寺博物馆的王剑平先生、北京大学的姚崇新先生一起，用了两年的时间，将现存13层848个大小龛窟一一编号记录，这个数字并未将大龛(窟)内数百个补凿的小龛像计算在内。造像之间，数不清的造像题记、游记、装彩记……让我读了又读，从中获取的历史片段，让那些过往的人物与场景神秘而清晰地再现眼前。

　　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打开了中西交流的大门，来到中国传教的僧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不但拥有无数信众，甚至得到诸如后赵国石勒、石虎等皇帝与众多达官显贵的支持。到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发展达到第一个高峰期。北魏皇室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南朝梁武帝数次出家，让大臣以重金为己赎身。佛教寺院与造像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这一时期，位于南北政区交界处的广元先归南朝的宋、齐、梁政权，后属北魏。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来自北方长安—洛阳地区的造像风格很容易到达这里。同时，广元西经天水与佛教传入我国的通道——河西走廊相连，因此，这时的造像显现出南北杂糅的样貌。千佛崖的三圣堂石窟，内容是北朝此时最流行的三佛题材，八字形的佛像袈裟下摆与麦积山同期造像十分相似，但佛与菩萨的面型扁圆，又是典型的南朝造像风格。

　　南北朝时期，受佛教与玄学思想影响，审美倾向重清瘦、尚自然，士大夫追求褒衣博带的形象和飘飘如仙的感觉。艺术家们以中土流行的审美意识给外来的神像——佛穿上了宽袖大袍式的袈裟，将它们雕刻得或轻盈飘逸，或玲珑精致，镌刻于悬崖峭壁绝高处的千佛崖大佛窟，能够明显看出这种特点。但可能是离士大夫文化中心区域太远，或者绝壁高处雕刻太难，这里的佛像略逊色于同期中原的造像，衣纹生硬，面貌略显呆板，不似中原造像眉目含笑，衣带飘扬。

　　之后的北周至唐代初期，佛像雕刻开始回归写实，重现传入中土之初的健壮形象，菩萨像衣饰华丽，身上缀满繁复的珠宝璎珞，俨然高级贵族。与千佛崖隔江相望的皇泽寺第28号窟，马蹄形平面穹隆顶式大龛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立像，二力士把门，后壁浮雕人形化天龙八部像，整龛造像气势宏伟，神灵密布，堪与中原王都所在地的同期佛像媲美。此窟是隋代高僧善胄所为，当时蜀王杨秀奉命回京，临行深感前程险恶，嘱随行高僧善胄用他在蜀聚敛的大量资财于金牛道上造大佛像，祈福平安。此后，四川之摩崖龛像多与这种龛形与造像组合相似。

　　皇泽寺下方位于嘉陵江河边的第12、13号窟是武则天的父母开凿的。传说武则天是她母亲在嘉陵江中乘船玩耍时与龙交感而生。这当然是武氏为证明夺权的合理性故意渲染其生而神圣的手段。她从政治立场出发，利用当时拍马屁的僧人所献之伪经《大云经》大做文章，自称弥勒菩萨，加号“慈氏越古金轮神圣皇帝”。千佛崖正中最大的大云洞窟便是这段历史的产物。洞中高大的主尊与龙门石窟仿照武则天真容所造之卢舍那佛的服饰、相貌极相似。开元三年(715年)，从京城来川的高官“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韦抗也只能在大云洞旁边开龛，且规模远逊，龛内诸像仿佛附属于大云洞。

　　唐代武周到开元时期是我国石雕艺术的鼎盛期，千佛崖与皇泽寺的佛像雕刻也因此出现了高潮。千佛崖现存唐代窟龛大都开凿于此时，最先出现于此的背屏式造像窟还对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的洞窟形式产生了影响，晚唐以来流行于敦煌和四川石窟中的地藏与十王题材(后来演变成地藏菩萨与地狱十王造像)也最早见于此。武则天出生于利州(广元)，所以皇室成员和中央高官频频在此开窟造像。除了韦抗，一代名臣利州刺史毕重华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按察节度剑南诸州的苏颋等人频频在此建有功德。不仅龛像数量众多，每一尊像都力求展现人体之美：庄严肃穆的佛像，胸肌发达，体格

　　雄健；婀娜多姿的菩萨像，S形的体态雕刻得几近完美；威猛神武的力士，肌肉条条；恭敬虔诚的供养人，神情和善。在这千仞江波之上，佛国世界的各色形象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

　　广元以南，沿金牛道还分布有多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造像，例如剑阁老县城边的鹤鸣山、新县城河边的下寺、武连镇边的横梁子、梓潼县的卧龙山、绵阳魏城镇的北山院、绵阳城内的西山观、碧水寺……这一路的造像不仅反映出以金牛道为纽带，北方与四川地区佛教造像的密切关系，同时，因为这里也曾是我国道教起源和早期流行的区域，所以造像开凿过程也反映出二教此消彼涨的斗争与相互融合的历史。

　　崇山峻岭越米仓

　　金牛道以东，有一条翻越崇山峻岭的古道，奇险、少人行走，因其中一座米仓山而名“米仓道”。它北接长安(今西安)，沿斜水、褒水南下或由骆谷南下至南郑(今汉中)，南循米仓山达于四川巴州(今巴中市)，随后有多条路前往四川经济文化中心益州(今成都)。盛唐开始，唐与吐蕃(今西藏)、南诏(今云南)作战，金牛道受到影响，从中原入川者遂改走崇山峻岭中的米仓道；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往来军队与行人也多经由此道。二帝入川，大批官员随之而来，沿路开龛造像，祈福平安。巴中成为广元之东的又一佛教造像中心。除了统治阶层和经济富裕者外，下层民众也加入到造像队伍中来了，大有全民信教之势。

　　2000年3月，我第一次登上巴中城边的南龛山，进山门往上走，至云屏石背面可见数尊唐代至民国时期的等身观音立像，像间一方碑刻记录了巴中刺史严武重建南龛寺庙屋宇并向皇帝奏求寺名的过程。唐史记载，严武以残暴著称，杀人不眨眼，以至于在42岁暴病亡故时，其母甚为快慰，因为不必担心受牵累沦为官奴了(唐制，常将罪犯家中女眷没收为官奴)。不曾想，这样一个人还在这里建寺修庙，并为其笃信佛教的父亲雕刻了一尊等身观音立像(第87号龛)，对巴中佛教的兴盛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过云屏石前行不远，就到了南龛造像的主体部分，顶天立地的山崖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造像龛，有编号者176个，龛龛珠光宝气，尊尊色彩艳丽，除几座技艺平平的宋代、民国造像龛外，全为唐代造像，内容丰富，造型精美，其完好程度更令人惊叹不已。它们如深山明珠，夺目却鲜为人知，我一时竟不知从哪里看起，从此心生牵挂。

　　从这一年开始，我在北京大学程崇勋先生和巴中市文管所的帮助下，花了两年的时间对巴中辖区内的每处造像进行了调查与记录，以后又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分析与研究。南龛之外，还有300多龛中唐到晚唐时期的佛教造像分布在巴中城周的西龛、北龛、水宁寺等地，唐代末期的造像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广元。

　　南龛造像以盛唐开元时期最突出，占据了崖壁上最好的位置，并有多则造像题记。中晚唐造像向两侧展开分布，也会在开元造像当中利用崖壁空隙、见缝插针般开凿，致使整个崖壁密密麻麻，雕满了各式佛、菩萨、护法天王像。造像和龛形虽说有些程式化，但似房子一样的佛帐形龛雕刻得一丝不苟，双层檐顶、瓦栊、鸱尾、珠帘、垂帐、华盖，精雕细琢；释迦牟尼、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观世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地藏、毗沙门天王、天龙八部等无不兼备。飞天手捧宝物或香花飘舞于祥云间，或身材修长，或如婴儿般肥美；天王与力士固立于龛口内外，护守佛主，威武的胡人形象令我感受到大唐帝国万邦来朝的气势；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造像中，坐于莲花上的菩萨千姿百态；供养人男女两排，分立龛口两边，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这些形象与题材大都可以在长安或洛阳找到根源。

　　山崖中间的第103号大佛是南龛最大的一尊像，龛高虽只有五米多，但位于十几米高的崖壁上，从地面望上去，龛内宝相庄严的大佛像令人顿生敬畏之心。仔细观察，大佛脸上竟有一块颜色与周围不大一致。文管所的人告诉我，“文革”开始，人们准备打砸佛像，有人用枪对准大佛，结果反被弹回来的子弹打死，南龛佛像得以保全。不管是真是假，“文革”中巴中全境对佛像的破坏的确比较少。我想，除了大巴山区困难的交通，或许真与这个传说有些关系。

　　第104号龛楣上有晚唐户部尚书张祎刻写的造像题记。黄巢之乱，僖宗出逃时，他还在酣睡之中，待上朝时找不到皇帝，才在慌乱中追寻僖宗踏上了险峻的米仓道。途中又遇兵变，几经辗转至巴中时，已是近两年之后了。当听说京城战况好转，惊魂稍定的他在南龛造像祈福，题记中详细叙述了自己“追扈行在”入蜀的艰辛行程。此番事迹未见诸唐史，只在巴山深处浅浅低吟。

　　第94、95号龛为荥阳郑公所造，其夫人彭城刘氏系汉皇后裔，郑公造像铭记中提到其夫人在来巴中途中生疾之情形，以及目睹严武造像等景象，想必所历诸事令他自感与严武同病相怜，也就不难理解他刻的像为何一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一为护国护城的毗沙门。71号、77号等多龛经晚唐“同节度十将”李思弘及其家人装修，李思弘正史无载，但其字辈与皇室同，且为朝廷命官，因此当属皇族。米仓道旁的另一处精美的唐代造像水宁寺中有为上谷(在今河北怀来县内)侯氏所造之像(1号龛)。在巴中西龛山上有近百龛隋到唐代的佛龛，山脚下是被武则天赐死的太子李贤的墓。李贤被贬居于此时，不知有没有去这些佛像前祈求母亲让自己早日回京？或者他也从京城带来过佛像？

　　这些人都来自北方的显贵家族，除李思弘可能因战争被派驻于此外，其他人来到这一般只有获罪后才会被贬谪所至的巴山深处，自有一番不得已的故事。不过正因为他们，带来了北方京城的造像样式和内容，使这里的造像和雕刻得风气之先。巴中石窟在一定程度上是京城长安式样在四川传播的源头，其影响可下达于宋代的大足石刻。

　　南龛83号龛内，主佛一身双头，显然是来自河西的题材。据说古代有二贫者各欲请画师画一尊佛像，但资财不够，画师被其虔诚感动，给他们画了一尊双头佛像，后来成为祥瑞的象征。双头佛像题材主要流行于新疆与河西，在克孜尔和敦煌均有所见。巴中除连接中原地区外，亦可由汉中经天水至河西通往西域，巴中南龛造像中有来自西域的双头瑞佛，铭文题记中有秦州(今甘肃天水)僧或“凉商”(如南龛16号等，今甘肃省武威等地古称凉州)等称谓，便是这条道路交通的最好证明。但随着唐的灭亡，唐与吐蕃、南诏之战结束，南来北往的人回到相对好走的金牛道上，巴中又成偏远地区，鲜有人问津，外来人员的造像运动也随之而止。米仓道上的往昔渐渐被人遗忘，史书亦缺，只留下些许片段深藏于巴中各龛窟的造像和题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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