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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机构从日本追回多件被盗中国文物

http://www.socang.com　　　2011-07-22 14:55　　　来源：中国慈善家

作为一家规模不大的草根机构，CHP成立以来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经其调查发现，日本一家名为MIHO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中国被盗的文物，何戍中写邮件给MIHO与国际刑警，并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使得MIHO展览延期举行。最终，不仅被盗文物追回，MIHO法律部主任被撤职，文物走私犯也被抓获。 记者熊静如 如果将5月8日雨夜发生在故宫中的那起盗窃案拍成一部电影，那么，它只可能是一出荒诞不经的讽刺剧。在一个事先毫无准备，且在同乡眼中历来胆小怕黑的瘦小农民一时兴起的贪念面前，那些让故宫赢得世界最安全博物馆之一称号的配备了犬队的保卫、不计其数的栅栏、铁窗和防暴窗户，仿佛成了形同虚设的摆设。而被巡查人员发现后很快逃脱，却于58小时之后在网吧被捕的结局，也彻底抹掉了这位盗窃者身上的传奇色彩——尽管他轻而易举地在几小时内就窃取了价值数千万元的文物。 被盗的九件珍宝(其中两件已损坏的藏品被盗窃者丢落)均为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故宫的临时展品，这无疑是对故宫声誉的一次极大损伤。案发三天后，在故宫博物院和两依藏博物馆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冯乃恩鞠躬道歉。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也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厅)切实做好文物安全工作，加强设施建设，健全机构队伍。 其实，中国并不缺乏文物保护类公益组织，具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会、民间非公募基金会以及企业、学会、NGO和个人志愿者在文物保护领域一应俱全。单是国家文物局名下，就设有三个民间文物保护机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文物学会以及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挂靠在国家文物局下，主管单位为文化部)。其中，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为学术团体，多进行一些研究讨论和意见征集；文物保护基金会则是具有公募资格的官方背景NGO，举办的活动也多为研讨和评选。不过，曾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奖的北大博士姚远却向《中国慈善家》透露，这些机构的从业者，多是曾在文物局工作多年的离退休人员。 而今年3月，故宫更是成为国内第一个成立了基金会的国家级博物馆，其吸纳了一批国内鼎鼎大名的企业家，王石、冯仑、马化腾、宁高宁等每位发起人出资200万，使故宫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即募得1600万元善款。 对于该基金会的成员，冯乃恩曾强调，第一标准是企业必须要有强烈的文化兴趣，其次才是保障基金会项目运作所需要的资金。“不单单是资金的投入，而是身心的投入。”但现实却是，故宫基金会网站上公布的电话常常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网站也鲜少更新。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主要集中在文化艺术、环保等领域，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不是扶贫济困、救灾赈灾等需要强大国家力量支撑的项目为重点，以此来体现民间组织和政府的不同分工。但在中国，情状却大相径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主编的《2011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中，慈善公益项目分为救灾及灾后重建项目、教育项目、扶贫扶弱项目、医疗卫生健康项目、环境与动物保护项目、筹款项目六大类，但文化保护类项目却没有位列其中，更遑论其物质承载——文物保护了。 文物保护这样一个重要的公益话题，竟然在公益事业发展速度惊人的中国，无奈地被边缘化，并沦落为公益圈的“非主流”。 来自民间的救赎？ 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何戍中白天在文物局上班，一得空就会到自己发起创办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主持工作，而相比前者，后者更是这位文物保护先锋“战斗”的前线。“目前很多做文物保护的机构，只是拿了钱做做样子，很少参与实际的工作，而CHP不骗人。”何戍中对《中国慈善家》说，“我本人是学法律的，所以我常常会用自己的知识，对抗不合法的拆迁和改造，同时我也有一些媒体资源，会多管齐下，发动老街区的普通百姓参与到古建筑保护中来。” 作为一家规模不大的草根机构，CHP成立以来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经其调查发现，日本一家名为MIHO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中国被盗的文物，何戍中写邮件给MIHO与国际刑警，并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使得MIHO展览延期举行。最终，不仅被盗文物追回，MIHO法律部主任被撤职，文物走私犯也被抓获。 而姚远也是一名积极的文保志愿者。近年来，在保护梁思成故居、东四八条、西四北大街及反对圆明园重建等重大文保事件中，姚远都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拍照并向当地居民了解情况，回到学校后又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法律法规，撰写呼吁文章。“其实文物保护领域志愿者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很多需要保护的建筑，都是由志愿者最先发现的。”姚远说。 然而同时需要看到的是，草根机构和志愿者的力量毕竟十分有限，呼吁施压是他们目前所能采取的唯一方式，在真正的执行层面上，能够决定大局的，依然是政府有关单位。而令从事文物保护的各界人士头疼的是，项目只能一个点一个点分开来做，耗时长，见效慢，又往往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如今善款的流向分类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更令人遗憾的是，文物保护类机构的运行机制和自身能力仍存在很大的缺陷，一位参与了民政部组织的公益机构评级工作的学者告诉本刊，当前大多数文物保护类机构做得非常不到位，甚至评分不及格，所以享受不到国家任何政策优惠。 就在文物失窃案后，又爆出了故宫建福宫修建豪华会所的丑闻。故宫曾将失窃事件归因于安保经费不足。其每年约5亿元的门票收入并不是自己掌管，需全额上缴国库，依靠年度预算，经过财政部、文化部的逐级批复之后，才能投入使用，去向则完全用于文物保护，这不仅包括书画、陶瓷器等可移动文物，还有故宫建筑群等不可移动文物。 有数据显示，过去10多年中，每年全国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投入2500万元，这笔资金即便全部用于大遗址的保护，也是杯水车薪，这也是很多文物场所自办经营实体的重要原因。2005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与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故宫宫廷文化公司。但在后者2009年年检报告书显示，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为亏损。有业内人士表示，文物遗产常常由文物部、建设部、旅游部等近十个部门分头管理，之间的职责关系界定模糊，有些甚至是相互重叠的，彼此之间也没有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洋洋大观，藏文物于万千。可以说，文物保护，关乎历史传承与文明沿袭，它不仅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也是在物质发展之外，一个文明良性而非畸化发育的最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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