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曾多次出土玉带钩，大多出于人架下肢部位。商周时期的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宽带，《诗·曹风·鸬鸠》：“淑人君子，其带伊丝。”郑笺：“谓素丝大带，有杂色饰者。”大带又名绅带，《礼记·玉藻》说绅带的长度“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绅即丝带束紧腰部后下垂的部分。女子的腰带也用丝质，下垂部分名襳褵（Xian音先，li音离）。女子的长腰带名绸缪，打成环状结易于解开的叫纽，打紧死结不好解开的叫缔。因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所以又束革带。开初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并不美观，只有贫贱的人才把革带束在外面，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把革带束在里面，再在外面束绅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华夏民族采用铜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上，只要把带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革带勾住。使用非常方便，而且美观，所以就把革带直接束在外面来了。古文献记载春秋时齐国管仲追赶齐桓公，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知道管仲有才能，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霸业的故事。《淮南子·说林训》所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都说明革带已经露在外面。在这种情况下，革带的制作也越来越精美华丽，后来不但把带鞓（tīng音汀）漆上颜色，还镶嵌金玉装饰。从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早在西周晚至春秋早期山东蓬莱村里集墓就有方形素面铜带钩出土秋中期的铜带钩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淅川下寺、湖南湘乡韶山灌区、陕西宝鸡茹家庄、北京怀柔等地墓葬均有出土。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春秋墓和陕西凤翔高庄10号春秋墓曾出土金带钩、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大墓有玉带钩、铜环与玉瑗、玉璜和回形玉饰组成的佩饰同出。到战国时期，也有带钩与环同出的情形，如河南汲县5号战国墓铁带钩与骨环同出，6号战国墓青铜嵌绿松石的带钩与羊脂玉环同出，安阳大司空村131号战国墓人架腹部有铜带钩与玉髓环套合在一起。因此腰带带钩的功用就有数种，一种是横装于带端用来搭接革带两端的，一种是与环相配直挂在革带上勾挂佩饰的。另有一种较长的衣钩可装于衣服肩部勾挂衣领或装于衣领勾挂衣服肩部，这种衣钩至今仍在和尚的袈裟上使用。
　　战国时期的带钩，材质高贵，工艺精美，制作十分考究。形式有多种变化，但钩体都作S形，下面有柱。其形制有八种类型：
　　第一种：体像螳螂之腹，钩短，作龙首或鸟首形，下有圆柱，近于一端，柱顶圆形。
　　第二种：腹作方形，钩短作兽首形，下方有方柱，近于一端，柱顶较城粗大。
　　第三种：身短钩长。
　　第四种：身长方形，钩短，柱方，柱在中央。
　　第五种：腹宽有一短钩，背有柱。
　　第六种：体作圆形、细长颈、短钩，下有圆柱。
　　第七种：体作动物形。
　　第八种：体作琵琶形。
　　带钩的材料有玉质的、金银的、青铜的、铁的。工艺制作除雕镂花纹外，有的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有的在铜或银上鎏金，有的在铜、铁上错金嵌银，即金银错工艺。1951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出土的包金嵌琉璃银带钩，长18.4厘米、宽4.9厘米，呈琵琶形底，银托面包金组成浮雕兽首，两侧缠绕着二龙，至钩端合为龙首，口衔状若鸭首的白玉带钩，两侧有二鹦鹉，钩背嵌三縠纹白玉玦，两端的玦中嵌琉璃珠，玲珑透剔，包金镶玉，文饰繁华，雍容华贵，现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1965年在江苏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出土的交龙金带钩，端为兽头，柄阴刻二夔龙，钩身透雕成兽形，原嵌有黑色料珠，系用铸造、透雕、剔刻法制成的。此件长12厘米，重275克。现由南京博物院收藏。另1件长7厘米，重56克。在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猿形银带钩，通长16.7厘米，猿作振臂回首跨进状，身微拱，极为生动。目嵌蓝色料珠，通体贴金，背面有一圆钮。1978年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4个金带钩，各长10厘米，是用铸造法制作，钩似鸭首、鼓腹、光素无纹，腹下为一圆钮。现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的两次发掘中，就出土铜带钩60件，形制多样。四川昭化出土1件战国金银错犀牛带钩，全体布满花纹。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发现5件金银错铁带钩，2个圆柱形，3个扁条形、满身嵌错金银三角云纹和斜条卷云纹，扁条形带钩中有2个镶有黄金和青玉，每条镶三角形与方形黄金4块，方形玉3块，金与玉相间排列于带钩背部，金块表面浮雕几条互相缠绕的蛟龙，铁表面呈青黑色，很少锈蚀。1978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陪葬墓曾出土玉带钩。以上所介绍的，都是华夏地区所使用的带钩的情况。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吸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服式来推行服装改革，强化军队的战斗力的故事，已在前面叙述。过去研究中国服饰史的学者，常说我国古代的带钩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从胡服中吸收过来的，此说从时间上推算是讲不通的，因为赵武灵王比齐桓公晚300年，是战国中期的人，而带钩在春秋中期已普遍应用了。
　　在我国北方居住的匈奴、东胡等族也在革带上使用一种类似带钩的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