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对玉器的描述有这么一段话：“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如笛、管、凤钗、…… 炉顶、帽顶、…… 梳背、玉冠、珥、绦环、刀把、猿、马、牛、羊、犬、猫、花朵种种玩物，碾法如刻，细如发丝，无毫末踰距，极尽工致”。这里提到的炉顶、帽顶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历来争论不一.

　传世玉器中有一类器物，形似馒头状，下有象鼻穿，上为镂雕、透雕的各种立体圆雕图画，有山石、人物、花鸟等，不论其形态多异，均团为一体，不出玉纽之样。这类器物清宫旧藏不少，一些大博物馆如南京博物院也不少，有些是缀在铜炉、玉炉等香炉炉盖上的，有些炉已丢失，只留一炉盖，上连着这种纽。所以人们一向习惯将此物称之为炉顶，但从所有带炉顶的炉本身来看，多为明清时炉。另外，故宫还收藏有同类型的玉纽数百个，但未安放在炉盖上。
对于这类器物，历来争论的焦点在于两点，一是它们的制作年代，二是它们的用途。有人认为它们是汉代炉顶，因为清宫遗存的许多炉纽上带有入藏时的黄纸登记条，条上所记器物名称为“汉玉炉顶”。有人认为它们是唐代炉顶，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宋代炉顶，还有人认为它们是元代的帽顶，而非炉顶。另外，还有一些古玩收藏家把这些炉顶只划分为明代与清代制品两类，认为古朴而生动者为明代，工整而华丽者为清代。

现在，学术界中已基本没有人将这类器物认为是汉唐时作品，因为它们与汉唐炉的形制完全不同。考古出土也无一例此实物。而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本人认为将这类器物说成是宋代炉顶也不妥，因为从宋代铜炉来看，多为仿古样式，纹饰也以兽面、云纹为多，而这类器物的总体风格是仿生型，多雕刻山石、树木、花鸟、春水、秋山乃至蟠伏的龙身式样，与炉体本身的仿古型艺术，应属两个不同的艺术体系。

　　另外，从现有已发表考古出土资料看，此类器物已出土多件，无锡元代钱裕墓出土的白玉半圆形纽，光素无纹，为元代玉纽中之特例。另外几件与传世品中常见的镂雕、透雕者相同，例如上海青浦县元代任氏墓群出土的镂雕荷叶鹭鸶纹玉纽，江西南城县明益宣王墓出土的一对白玉镂空鸳鸯戏莲玉纽，上海西林塔明代地宫出土的多件镂雕、透雕玉纽等。

　　从中可知，目前考古出土者最早为元代，而在传世品中被认定为宋代玉纽的那些作品，与元代的这些作品形状又有不同，例如宋玉树下婴戏图纽、青玉人物纽，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形状，宋代玉纽呈立的鸭蛋状，上大下小，上部也是镂雕、立体圆雕，底部扁平，底中间有一孔洞，似插在什么东西上。元代玉纽呈馒头状，下部为一或圆或椭圆的底盘，底中间是成对的直穿孔或象鼻穿。所以本人认为宋代玉纽与元代玉纽用于两种不同的器物上，分属两种不同的体系，但不排除元代玉纽制作受到宋玉纽影响的可能性。

　　传世大批被认为是炉顶的玉纽中，有一些题材为鹘捉天鹅、山林群鹿等的作品可能为早期作品，其内容多为北方民族的生活写照，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可能是辽金时期的作品。但目前还无法从考古出土品中证实，所以暂时将此类玉器的制作年代归之为元。

　　那么在元代，这种器物到底为何用途呢？是炉顶还是帽顶？对于这个问题，包括其制作年代，明人已有争论并有记载。明人沈德符在《野获编》中对这场争论有如下记载：“近又珍玉帽顶，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价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盖上嵌饰也。问之，皆曰：“此宋制”。又有云：“宋人尚未辨此，必唐物也”。竟不晓此仍故元时物。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载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尝见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当时俱西域国手所作，至贵者值数千金。本朝还我华装，此物斥不用，无奈为沽客所昂，一时竟珍之，且不知典故，动云：“宋物”。其耳食者从而和之，亦可晒矣”。沈德符在否定了炉顶唐宋说后，明确提出了元代帽顶说，并且帽顶也是区分等级的一个标志。明代去元不远，其说顺理成章，应该说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考其元代服饰，叶子奇《草木子》载“元代官民皆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又说“帽子系腰，元服也”。元初时政府也曾有过要汉人薙发的命令，所以元官民带帽很多。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有载：“成宗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刺石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另记有一故事：“河南王卜怜吉歹为本省丞相时，．．．一日行郊，天气且暄，王易凉帽，左右捧笠待，风吹坠石上，击碎御赐玉顶”。可见元人有在帽子上饰珠宝玉器的习惯，虽然这其中的玉器是否包括那些出土或传世的镂雕、透雕玉图画玉纽还不能真正从考古中证实，并且在元人绘画服饰中也仅见光素无纹的帽顶，没发现镂雕、透雕的帽顶，但是，这不表明这些镂雕、透雕之器不是元人帽顶，因为迄今为止，还无一例科学发掘元代墓葬中炉与玉纽伴出的现象。另外上海嘉定法华塔元代地宫中出土的一件铜薰炉，为元代铜炉，盖上也无专门嵌纽作炉顶，而是盖顶整个镂空，顶盘一龙，与盖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