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春生的书房翰墨飘香

　　旧书，是时代的留声机，刻录着生活的变迁。崔春生，曲沃一个普通农民，生活窘困，至今仍租房而居，只凭着对书的喜爱，12年痴迷于淘书藏书，如今家藏旧书十万册。

　　12年，农民“书痴”崔春生走过的，是一段痛与爱交融的经历。

　　粮油摊的“读书狂”

　　崔春生今年43岁，曲沃县望降村人，仅有初中学历的他，从小嗜书如命。平日里只要碰到书，他都会拿起来细细阅读。在田间地头，趁着干农活的间隙，也要捧读一番。乡亲们打趣：“你哪像个农民，分明是个下放农村的知识分子。”他闻听只是“嘿嘿”一笑，复又望回书间。

　　因生计所迫，1993年，崔春生放下锄头，安顿好妻儿，与父亲一同到太原做粮油生意。折腾了好几年，皆因父子俩经验缺乏，一意按照常规买卖来打理，生意总不见起色。而崔春生的读书爱好，并未因生意的不尽如人意而放弃。他说，那个时候，整天和油啊面啊打交道，很枯燥，晚上读一点书，特别惬意满足，尤其是书中人物多舛的命运和不言放弃的精神一次次地鼓舞着他。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养成了一习惯，将读过的书妥帖保存，将它们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其间，邻居、朋友知道他有藏书，闲暇时分就会向崔春生借读，碰到特别喜欢的，还会提出买下来。都是看过的旧书，价格便宜，买的人随即增多。崔春生眼前一亮，何不试着做收售旧书的买卖呢？一来可以养家糊口；二来，还能满足自己读书的嗜好。

　　于是，1999年的春天，太原五一路人行天桥下，多了崔春生的一个旧书地摊。

　　天桥下的“志书王”

　　起初，崔春生经营的书，仅限于个人喜爱的文学类。然而，这一类书籍竞争太激烈。多方打听，他获悉“地方志书”好卖，各种版本的县志村志收藏价值高，便决定以收此类书籍为主。志书的收集地域跨度大，崔春生经常让父亲看摊，自己一个人辗转于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大小县市中去“淘”书。

　　作为一个外来的收书人，经常会受到当地书商的排挤，风雨奔波中，崔春生尝尽了人情冷暖。记得有一次在西北的一个城市，眼看着一大堆好志书要转让，可任他怎么和售书的老人商量，人家就是不卖给他，甚至都懒得搭理他这个土里土气的收书人。后来，他只得花钱请来一个当地人帮忙周旋，拿下来的书价，要比当地人高出许多。

　　不仅到外面淘书，崔春生还时不时到太原各个同行书摊上转悠，以期有意外收获。一次，在太原南宫市场，一北京口音的人与一旧书摊主讨价还价。他过去一看，是一本民国出版的《山西统计年编》。“山西的方志得留在山西，山西人连山西的方志都留不住，岂不让人说笑！”他当下与同行私谈，以更高的价钱买下。崔春生的志书逐渐多了起来，在五一路人行天桥下，他成为了地方志书最多的卖家。

　　生意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做，辛苦收来的志书，却在价格上缺乏优势，卖得贵了没人买；贱了，连本钱都得搭上。不景气的书摊生意，难以支撑高额的仓库费用和生活开支，崔春生和父亲，终于熬不住了。

　　2002年，崔春生“败走麦城”，他带着苦苦积攒下来的三万册旧书，回到老家曲沃望降村。

　　废品站的“救赎者”

　　回到家乡，崔春生除了在县城摆摊外，还在互联网上开起了一家名叫“好地方”的网络书店，希望以此贴补家用，扩大销路。网店的生意也很清淡，每个月平均也就销售十几本，有时，一个月也不开张。

　　窘境依然。但他还是保持着外出收书的习惯，只不过范围缩小了很多。侯马曲沃的一些废品收购站和造纸企业，常会出现他的身影。看着一车车的旧书被当成垃圾扔进废品收购站，再回笼造纸厂，他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受。他甚至在废品站里守候，看到有人将旧书当废纸来卖，他就使劲劝阻，全盘高价买下。为了能多买一本书，他戒了烟，为了买书，他从来不舍得在外面吃一碗面，买一件衣服。即便如此，还是入不敷出。

　　到后来，他只能举债买书。2008年的一天，一个捡破烂的老人拉着上百本旧书来到收购站，崔春生上去一一翻阅，这批书中有解放初期出版的《三国演义》，还有不少国内外名著。翻毕，他爱不释手。一问价钱，要5000元，这可是笔大数目。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要买下来。回村借到了钱，他将其买了下来，堆放在租来的书房墙根之下。在对旧书的拯救中，崔春生的身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一个地摊书商转变为旧书收藏者。

　　崔春生的藏书大增，如今总量已达十万册之多。他也因而欠下了几万元外债，日子过得更加紧巴。妻子忙完农事，闲下来还得给别人做些衣服贴补家用。女儿和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一个月闻不到荤腥。

　　崔春生不爱说话，满心对家人的愧疚，却因心中那点可怜的自尊而难以启口。一天下来，家人也很少愿意和他说上几句话。

　　采访中，记者明显感觉到，只要妻子站在身边，崔春生就会沉默下来，低头不语。生活的艰难，使他越来越不愿在妻子面前多提“藏书”二字。在村子里，崔春生的“藏书”是不务正业，是“买穷”。

　　学者探访的“藏书院”

　　6月20日，在崔春生家里，眼前的景象让人目瞪口呆。整个院子上下两层楼加起来十三间房，除了厨房以外，全部被书籍占满，崔春生睡觉的床，床头床尾满是旧书。书的种类囊括了志史、文学、地理、社会、法律、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崔春生说，他现在最大的享受就是每天能钻进这些书堆里看书。

　　的确，藏书多了，崔春生的眼界和文化素养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采访中，有句话，崔春生重复了好几次：“文化，是桥梁。”他说，这些书籍的文化价值，不应该只属于他一个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崔春生利用藏书在村里举办了“迎奥运体育图书展”；同年11月又举办了“爱国主义教育图书展”和“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书展”，并将自己的小院命名为“新奇特——和谐书院”，他为全村百姓及所有索书者提供免费阅读服务，因为他的志书收藏量大，且地域跨度广，各地的文化学者、地方志编辑慕名而来，查阅资料者络绎不绝。

　　山东的一个学者想写家谱，他家早年间是从大槐树移民过去的，他不远千里拜访崔春生，在这里，他找到了民国年间出版的《山西移民》一书。有县志编写者还从崔春生这里找到了乾隆年间的《绛州志序》。

　　为了便于来访者的阅读，崔春生又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原本杂乱的藏书根据内容做了分类，并在几个房间的门楣上分别挂上了“红色经典室”、“中国教育史料室”、“全民国防教育室”、“体坛圣火和平室”以及“环境保护宣传室”的牌子。2009年，崔春生在侯马市古玩市场组织举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书画展”，侯马市宣传部部长送了他电脑和书桌，还为他题字以示支持。

　　2006年曲沃县望降小学新校落成，崔春生捐出了价值1300多元的教育书籍，让每个孩子和老师人手一本。后又为曲沃实验中学捐出价值4000余元的藏书；同年9月19日，崔春生又将自己珍藏的323册价值15000余元的地方史志捐赠给了曲沃县图书馆，图书馆为此给崔春生的书籍设立了专门的陈列柜。

　　崔春生说：“我很想为社会做点事，可我有的，也就是这一堆旧书了。”就是这堆旧书，感动了很多人，2008年4月，临汾市文化新闻出版管理局授予崔春生“民办文化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亏欠家人的“穷书生”

　　书的存放是个问题，家里没钱买书架，书堆在地上容易受潮，再加上老鼠啃咬，损坏了不少。前年下大雪，东屋的石棉瓦给压破了，结果一屋子数千册书都被打湿后霉烂……说到这里，崔春生难受得摆了摆手，打住了话头。

　　看着“书痴”父亲这十几年来一点一滴的坚持，女儿含着泪挽着父亲的胳膊说：“爸，你收吧，我支持你。”今年参加完高考的她，从前对父亲藏书有过埋怨，“记得有一次我领了几百元的奖学金，回来给了爸爸，他拿着出去买了一堆旧书回来。我和弟弟长这么大，他没有给我们买过一件礼物，一有时间就钻进旧书堆里。当时我很不理解，现在我长大了，渐渐懂了他。他不是一个善于经营生活的人，却是一个对理想执着的人。”女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父亲创造更好的藏书环境。

　　崔春生虽是农民，浑身上下却透着一股书卷气，他喜欢谈古论今，喜欢咬文嚼字，这一切都无法抹去他身上的悲怆味道。谈到生活，他的话就戛然而止，落寞地四处张望。

　　除了在一隅之隔的侯马有点名气，一点微薄的田地和家里那些旧书，崔春生几乎一无所有。

　　曾几何时，为了凑够两个孩子的花费，崔春生卖掉了珍藏多年的孤本志书，尽管如此，庞大的生活缺口还是让他整日焦头烂额。小儿子慢慢长大了，为了不让父亲为难，年仅17岁的他早早地放下了学业，去临汾打工。

　　不惑之年的崔春生知道自己的尴尬境地，无数个夜晚，他在这道人生选择题前徘徊踌躇，彻夜求解。采访中，谈到藏书中遭遇的辛酸苦辣，他数度哽咽，常常中断叙述，用书遮面，连声说“不提也罢，不提也罢”。

　　在如山的旧书堆中，记者问崔春生：“收藏旧书让你过得如此窘困，假如真的有人愿意花钱一并收了你的书，你是否考虑过从此放弃收藏？”

　　“这得看收书的是什么人了，如果不懂它们，不爱护它们，我不会卖。至于收藏旧书，我还是会坚持下去。这么多年了，我离不开它们！”崔春生说，没有文化远远比没有金钱可怕，他正在奔走着办一个“农民书屋”的审批手续，等办好了，会邀请更多的农民来他这里免费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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