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溪 1662年作 秋山晴岚图 86.5×40.5厘米 设色纸本 立轴 2011年西泠拍卖春拍拍品

　　文/潘文协 图/西泠拍卖

　　在中国的山水画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异彩纷呈的时期。从理论上，以董其昌为首而倡导的“南北宗论”，完成了对传统画史正统观的构建；而在实践领域，董其昌之后，中国画史便出现了两种风格和趣味并存的局面，一是主张摹古的“四王”传统画派，一是主张个性的“四僧”野逸画派。如今看来，就二者在中国传统画史中的影响和价值而言，可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所谓“四僧”者，即指八大山人、石涛、弘仁、石谿。四人之中，石谿的画迹见于著录和流传相对较少。这一方面说明了石谿画迹之难得可贵；一方面也说明了石谿既然被公认在“四僧”中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有其过人之处。下面我们要讨论石谿的典范之作《在山画山图》，即可为证。

　　石谿(1612—1673年)，湖南武陵人，俗姓刘，法名髡残，字介丘，又号石道人、白秃、电住道人、天壤残道者等，著有《浮查诗文集》数卷、《髡残禅偈》一卷、《大歇堂集》六卷，惜皆散佚。

　　《在山画山图》为山水立轴，纸本，水墨浅绛，外签庞国钧题“石谿上人山水真迹”。画心高240厘米，宽80厘米，石谿即作于康熙元年(1662年)农历十月，时年51岁。该图画高山流水之景，构图上以高远、深远取势。近景为水边斜坡亭台，枯柳杂树；中景溪壑宛转、夹岸高树，崖畔平地有茅屋数椽，参次错落，曲径萦绕，有板桥可通，微见一高士隐于丹枫黄叶清泉白石之间；远景一主峰郁拔而起，回抱处有危塔挺出，溪云上而锁其腰，飞瀑下而带其麓。整体感觉，可谓是丘壑深美，颇动人长林丰草之思；秋意正浓，实有天地大美不言之妙。

　　就画面笔墨而言，山石土坡的处理，先以秃笔渴墨勾勒大形，略分阴阳向背之后，凹陷处再层层积墨，墨中略参花青，沉稳而透气。正面向阳处留出，以赭色晕染。最后轮廓再以或焦枯、或浓湿的墨笔勾勒提醒。杂树则先以中锋勾勒枝干，笔触生拙迟留，出枝偃仰生姿。岸边枯柳一株，取势巧妙，用笔精审，枯湿相参，尤有意度。叶法圈、点、勾并用，小混点、芥子点、垂叶点、米点、松针等各得其宜。树身亦以色笔点染，以示前后向背。远处主峰上群松也用点法，笔法细密，转巅下涧，蓬蓬在望。点景建筑物，用笔写出轮廓，略施敷染而有点睛之妙。云水作留白处理，惟有水纹略以寥寥枯笔勾出态势。其云之缥缈空灵，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妙；而水之曲折逶迤，则似闻潺湲淙淙之声。水边崖隙，点缀杂草，方向各异，活跃画面。总而言之，整个用笔从容不迫，缓疾有势，笔断意连，生辣厚重；用墨则乾湿浓淡，互相生发，枯而带润，浓而不塞；设色淡雅，与墨色形成了柔和的冷暖对比。

　　石谿此画显然受到明末以来推崇元代大家画风的影响。石谿在山水师承上，以巨然为宗，尤其得力于元之王蒙、黄公望，并旁参梅道人、倪迂、文徵明、董其昌等。其好友程正揆富于书画收藏，黄公望《九泖三峰读书图》、王蒙《惠麓小隐图》、《紫芝山房图》等为石谿的取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们经常在一起鉴赏古人书画，讨论笔法奥妙。石谿一次就体悟到：“书家之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同是一笔，与画家皴法同一关纽。”即使抛开他所临仿的具体作品不论，我们也可以从这幅作品所表现出的枯笔渴墨基调、构图上的取势穿插，与现在传世的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王蒙《青卞隐居图》之间，存在着间接历史的渊源。石谿的画格，乍看之下，如粗头乱服、似残山剩水；而仔细体会，实则却有一种孤高奇逸贯穿其中。

　　在这幅《在山画山图》上，有石谿一段长长的七言题跋，比常见石谿题跋之萧散随意显得更为讲究。其书法用笔圆浑流美，墨色浓淡有致，结体则有“小字如大字”之妙。其风格有近参董其昌、远法颜真卿《争座位帖》的意味。

　　作者题识：“住世出世我不能，在山画山聊尔尔。庄斋破衲非用钱，四年涂抹这张纸。一笔两笔看不得，千峰万峰方如此。乾坤何处有此境，老僧弄出宁关理。造物虽然不寻闻，玉人看见岂鄙俚。只知了我一时情，不管此纸何终始。画毕出门小跻攀，爽爽精神看看山。有情看见云山岫，无心闻知钟度关。风来千林如虎啸，吓得僧人一大跳。足下谁知触石尖，跛跛蹯蹯忍且咲。归到禅房对画图，若即一番难告报。从兹不必踰山门，淡墨吻毫穷真奥。壬寅小春，漫写并记，石残者。”从这段题跋中我们得知，这幅《在山画山图》是石谿用四年时间为了自娱而精心运就而成，非同一般率尔应酬之作。之所以如此，是石谿的作画行为，与他对于禅学的参悟是分不开的：程正揆说他“以笔墨作佛事，得无碍三昧”；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评价其“奥境奇僻，缅邈幽深.。。笔墨高古，设色精湛，诚元人之胜概也。此种笔法，不见于世久已，盖从蒲团上得来”云云。他自己也说“残僧本不知画，偶然坐禅后悟此此六法”、“予因学道，偶以笔墨为戏，原非以此博名，然亦不知不觉堕其中”。他常常以禅论画，如其自云“年来学得巨公禅，草树湖山信手拈”、“一峰道人从笔墨三昧证阿罗汉者”；又借画谈禅，如与本幅作品作于同一时期的《物外田园书画册》(1662年，故宫博物院藏)的长题即大论禅的参悟问题。他自己曾这样描述他的日常生活：“残衲时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诵，稍余一刻，必登山选胜；一有所得，随笔作山水数笔，或字一两段。总之，不放闲过。所谓静生动，动必作出一番事业，端叫作一个人立于天地间不愧”。这一段可以用来作为《在山画山图》上他自己题跋的注脚。

　　《在山画山图》曾经清代中期收藏家陆时化(1714—1779年)之子陆愚卿、近代收藏家韩斗文等人递藏。裱边为民国书画界和文化界名流：马一浮、张宗祥、瞿兑之、高存道、钟毓龙、庞国钧等人于1960年前后的鉴识题跋。其中，庞国钧的题跋云：“斗文每得名迹，必携之高氏书画舫共赏”，这里所谓的“高氏”，即指民国杭州高氏三杰：高野侯、高存道、高络园兄弟。这为我们道出了马一浮、张宗祥等人为《在山画山图》书写题跋这一翰墨因缘的历史情景。

　　根据著录和传世作品的数量来看，石谿作成《在山画山图》的康熙元年(1662)的前后——具体的说是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之间，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和风格的成熟期。这幅《在山画山》图既然是石谿用四年时间为了自娱而精心运就而成，其风格的代表性就自不待言了，因而说这是一件石谿的典范之作，便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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