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窗丙稿一卷丁稿一卷绝笔一卷补遗一卷

明海虞毛氏汲古阁《宋名家词》丛书本 1册

说明：吴湖帆夫妇收藏并校跋，叶恭绰、蒋祖诒、龙沐勋、徐邦达等题跋。

　　明汲古阁本《梦窗丙稿一卷丁稿一卷绝笔一卷补遗一卷》，是宋代著名词人吴文英作品的首次辑刻。民国甲戌年（1934）秋，此书为吴湖帆、潘静淑夫妇收藏，后经叶恭绰、蒋祖诒、龙沐勋、徐邦达等诸多名家鉴赏考证，书内一百余处朱笔校记被审定为清代藏书大家黄丕烈的手迹。书中的诸家跋语可与吴湖帆的《丑簃日记》互为印证。更为难得的是，吴湖帆夫妇还将此书与当时校勘最精审的朱强邨校刻本一一比对，且将校记端书于眉栏，可谓梦窗词的“最善之本”。此书在梅景书屋珍存30余载后，于1965年转赠“午社”同仁吕贞白，从此归藏碧双楼。书不过一册，却具群贤毕至之胜，当为藏弆家所珍。

　　“梦窗制词、子晋刻词、荛夫校词，皆具狮子搏象之力。今此一书有三美，余复何言？”这是吴湖帆在甲戌年（1934）秋获得此书后写下的感言。人们或许要问，此书既非宋元佳椠，又非完帙，何以令吴湖帆这样的大鉴藏家如此欢欣，以至无以言表呢？

　　“三美”其一：梦窗制词。梦窗是南宋词人吴文英（1207？—1269？）的别号。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词至两宋，可谓家怀隋珠，人抱和璧，盛极一时。吴文英虽然一生未第，游幕终身，却于传统的婉约、豪放之外，另立密丽之体，后世的推崇者将他与周邦彦并提。至清末民初，词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顶点。吴湖帆起初“未甚为词也”，在叶恭绰的影响下，渐喜吟诵，后与潘静淑一同向着名戏曲理论家吴梅求教，而他当时的主学方向正是周（邦彦）、吴（梦窗）二家。据冒广生所作吴湖帆《佞宋词痕》序云：“（湖帆）尤嗜词，寻声探律，规模周吴，所次周吴韵者最多。”由此推知，吴湖帆初获此书时，其兴奋之情自是难掩。

　　“三美”其二：子晋刻词。子晋即明末大藏书家毛晋，汲古阁是其藏书、刻书之所，刊刻书籍多以宋元珍本为底本，校勘详明，雕印精良。此汲古阁本《梦窗词丙丁稿》是迄今所知吴文英词集的第一个刊本，之前仅赖抄本流传。据毛晋跋语可知，吴文英谢世后，他的同游好友集其词，厘为丙丁二稿，毛氏又从《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辑补九首，作为补遗一卷，一并刻入《宋名家词》第三集，即为此本；后又得甲乙稿，刻入第六集。作为梦窗词的首个刊本，汲古阁本不免存在诸多疏舛，但在词学传承和研究上仍具有较高价值，后人的多次校刊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三美”其三：荛夫校词。荛夫即清干嘉以来第一藏书家、刻书家黄丕烈，他的“学山海居”富藏词曲，足与汲古、述古相抗衡。对于汲古阁，黄丕烈的感情是复杂的，以干嘉学派的眼光看，他自然不满于汲古阁刻书的质量，但同时又对它的藏书尤其是旧藏词书汲汲搜求，他曾自豪地宣称：“毛氏旧藏诸词，余所收最富……”“余素不能词，而所藏宋元诸名家词独富，如《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所载原稿皆在焉。”从这部《梦窗词》中未钤藏印但又有一百余处黄氏校笔来看，可以推想黄丕烈当时“纠结”的心情。黄丕烈虽不以词名，但后世学者对他的校语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吴湖帆在扉页题语中称，此本“经荛翁细校，可谓梦窗词集之完籍”。蒋祖诒亦称此书“虽无黄氏题语、印记，固梦窗词中至佳之本，未可以未窥全豹为憾也”。在刚刚结束的“‘黄跋顾校鲍刻’与中国古旧书文化研讨会”上，不少当代学者细读后也认为，黄氏的校语从断句、音韵、词语勘误等多方面体现了较高的词学修养，肯定了其学术价值。

　　伉俪共研，诸家考证

　　上述“三美”乃是吴湖帆所见。而从今天的视角看来，此书更因为吴湖帆、潘静淑夫妇的通篇批校，以及叶恭绰、蒋祖诒、徐邦达等名家的考证和题跋而增色不少，所谓踵事增华，盖即指此。

　　吴湖帆于1915年娶苏州名门才女潘静淑为妻，静淑的曾祖潘世恩、伯父潘祖荫均为朝中要臣，且俱好收藏，其“攀古楼”所藏文物可富敌东南。在共同度过的24年中，夫妇二人琴瑟和鸣，诗画酬唱，极为相得。潘静淑喜好填词，所作有“清籁”之誉。甲戌年（1934）秋，吴湖帆获《梦窗词》，此时吴、潘夫妇均从吴梅学词，研习日精，对此书自然尤为珍爱。次年（1935）春，潘静淑在吴湖帆的识语后又题笔写下“乙亥春日静淑读过记于双修阁”。不过此时，认为书中的朱笔校记出自黄丕烈尚属一家之言。

　　直到丁丑年（1937）正月十五，吴湖帆在日记中提到蒋祖贻来访，“检及余旧书中《梦窗丙丁稿》汲古阁刻本，《甲乙稿》缺。鉴定朱笔校字系出黄荛圃笔，相与大快，乃携去撰跋矣”。此后一个月，这部书辗转于蒋祖贻、徐邦达、叶恭绰之手，这在书中题跋和吴湖帆日记中均可得到应证。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徐邦达曾将此册与自家旧藏的黄荛翁《芳林秋思倡酬诗卷》墨迹对看（此画原迹现已不知所踪，只有徐邦达手临一卷，藏于海宁徐氏纪念馆中），得出的结论是“其朱笔检校字体果出一手，信乎！”这应该是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评断。

　　这时，叶恭绰向吴湖帆提出，目前的梦窗词刊本中，以朱强村校勘本为最善，但朱氏当年并未见到黄丕烈手校的这个本子，因此最好能将此本与朱本进行对照，以补缺漏。吴湖帆深以为然，只可惜黄丕烈在书中并未注明当时校勘所依据的是哪种古本。

　　戊寅年（1938）元旦，吴湖帆夫妇从王栩缘世丈处贺年归来，依据朱强邨校刻本对校丙稿一卷；正月初五，又细校丁稿一卷。此时，中日战事已起，世乱纷纭，昔日文人们谈诗论画的闲情雅致已被频频战报冲散。然而，当我们翻看吴湖帆、潘静淑夫妇当年校读的娟娟笔迹，读到尾跋中“天雪甚盛”“拥炉校书”这样的字句时，心头不由得泛起一丝暖意。即便身陷离乱之境，依然可以拥书品读，沉潜其中，这是中国文人的可敬可叹之处；其所作所为得传后世，亦是今人可幸之处。

叶恭绰、吴湖帆、蒋祖诒、吕贞白、龙沐勋、徐邦达等诸家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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