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其昌 1919.6.15-2011.6.20 北京人

　　如果1946年，青岛一家不知名的化工厂里，那条年久失修的管道没有发生氯气泄漏，那一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的郭其昌，可能将在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上一直干下去。

　　但如果真是那样，中国葡萄酒行业的历史将要重写。即便用最富想像力的提喻法，也很难将1946年一次偶然的氯气泄漏，和2011年中国葡萄酒行业朝气蓬勃的景象联系在一起。但现实就是这么神奇。泄漏的氯气，伤害了郭其昌的身体，也将他和他的大学专业永久地隔离开来。也因为这次泄漏，在家休养的郭其昌见到了来家做客的父亲的朋友朱梅——时任青岛啤酒厂厂长，从此跨进酿酒行业。并且，在青岛啤酒厂随后的并购扩张中，郭其昌开始独当一面，负责一家小型的葡萄酒厂。

　　至此，郭其昌人生的方向已经确定。葡萄酒，是串联起他这一生所有成就的主线。概括地说，郭其昌的一生，主要是酿造了两瓶酒：中国第一瓶干红，中国第一瓶干白。他也翻译了一批著作，主要是OIV(国际葡萄和葡萄酒组织简称)的三部权威经典著作以及其他相关文本，累计文字数百万。这批译作被视作中国葡萄酒行业和国际接轨的重要文献。如果没有这两瓶酒和这一批书，今天超市的货架上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国产葡萄酒。

　　在郭其昌进入葡萄酒业的那年，中国国内尚在经营的葡萄酒企业一共7家，年产量115.8吨。并且，7家酒厂中的5家由外国人创建；在郭其昌逝世的2011年，中国葡萄酒市场维持着20%的年增长率，有资料显示国产葡萄酒的年产量已近亿桶。这个变化，至少部分得益于郭其昌1946年的感慨，“葡萄酒业需要大发展”。

　　1954年春天，郭其昌接到一个神秘的任务，三天之后他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生产数箱香槟酒。半个月后，日内瓦国际和平大会上传来消息，这几箱香槟酒被外国客人高度赞扬，郭其昌生产的香槟酒被周恩来总理点作国宴用酒。更重要的是，郭其昌就此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青年专家。

　　此后的数年间，他被轻工业部派往越南河内酒厂援助，改进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甚至受到了胡志明的接见；随后他又被调入轻工业部部属的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在这个国家级唯一从事酒类研究的研究所当中，他出任果酒方面的负责人。至此，他终于可以征用最多的资源，去解决一个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葡萄。

　　从1959年到1968年，研究所每年进行200个品种次的试验，选育出16个良种。1966年“文革”开始，1969年发酵所迁到江西，自此，这样的试验才被迫中断。但之后的很多年，栽培适合酿酒的优质葡萄，一直是郭其昌思考的重点。1974年，他更是前所未有地把葡萄酒协作会和葡萄栽培协作会统一在一起，召开研讨大会，让产业链的上下游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

　　不过，1975年广交会让他深受打击，在考察了不少国外酿造的葡萄酒之后，他发现自己“走了十几年弯路”。这一届广交会之后，郭其昌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其一，倡导国内酿酒葡萄的区域化种植；其二，转变葡萄酒产业发展方向，顺应国际主流，从甜型酒向干型酒演变。

　　4年之后，中国第一瓶龙眼干白在沙城问世。又过了4年，中国第一瓶干红在河北昌黎问世。这两瓶酒，让他站到了中国葡萄酒业的巅峰之上。但那时候喜欢喝干型酒的人还很少，郭其昌的巨大贡献还要过一些年才能体现。多年之后人们才会明白，郭其昌历尽千辛万苦酿造出来的这些酒，并没有“发酸”。在国际市场上，它们会按照产地、年份、酿造方式等诸多讲究被详细分类，然后通通贴上昂贵的标签，在最奢侈的宴会上被最尊贵的客人品尝。在拍卖市场上，它们有可能会以数十万、上百万元的天价成交。  

　　酒，是贪杯者的欲望之水，也是郭其昌书写历史的墨汁。他改写了中国葡萄酒业的历史，他本身也就是这部历史。  

　　中国葡萄酒泰斗”，2011年6月20日在北京去世，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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