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藏明刻本《唐宋文钞》

黄裳藏明刻本《唐宋文钞》

黄裳藏明刻本《唐宋文钞》

　　西安  宗鸣安

　　黄裳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散文家、古籍收藏家。来燕榭是其用过的多个书斋名号中最著名的一个。初识黄裳先生并不因为他的藏书，而是他的散文。20世纪80年代，“文革”时的“读书无用论”渐渐肃清，青年人开始觉悟，开始读书。那时可读的书非常少，于是几家大的出版社先后组织了一批文化学者的散文、小品出版。就像大饥饿之后，人们不能大口暴食一样，让久疏阅读的年轻人先从散文、小品入手接触文化，是十分得当的一种方法。而前辈学者的散文又是那样的清新而富含文化，自然能起到恢复精神、启迪心灵的作用。

　　起初读黄裳的散文《银鱼集》《锦帆集》《前尘梦影新录》等，只觉其语言优美、文化丰富、知识性强。待读了《清代版刻一隅》后，才了解了黄裳先生着力于古籍研究收藏的意趣。先生从古代文人处学习他们的文化思想，这些文化思想影响着他自己，也影响着年轻一代。任何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任何文化不能没有传承。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修身养性，从个人的修养，才能发展到国家的修养，我们从《清代版刻一隅》中所涉及的古籍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黄先生所介绍的古籍多为前人的诗文集，也就是中国图书分类中的“集部”。这些个人的诗文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思想、生活以及社会活动。所以“集部”古籍向来被文人重视。2011年春节刚过，上海博古斋潘先生寄来黄裳所藏《唐宋文钞》20册，这可大开了我的眼界。笔者虽喜藏书20余年，但如此近距离地把玩、阅读具有历代名人题跋的古籍还是不多。

　　黄裳所藏此件《唐宋文钞》即明嘉靖年间进士茅坤所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是明代著名的刻书家，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刻书甚多，如《史记钞》《汉书钞》《墨子》及此部《唐宋八大家文钞》等。另外茅坤自己的著作《白华楼藏稿》《玉芝山房稿》等也是明版古籍中的精品。《唐宋八大家文钞》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初刻于杭州，计164卷。万历年间，茅坤之孙茅著重订复刻。清代时另有《四库全书》本及坊间刻本。此《唐宋八大家文钞》存41卷，后人重装为20册，竹纸，半页9行，行20字，白口，四周单线边框。黄先生在多部著作中提到过此书，对于此书的刊刻年代仅书“明刻”二字，今以纸质、字形特点及198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所出《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判断此书当为明万历年间所刊。近有定为明崇祯四年(1631年)所刻，遍读此书题跋、题记，未见有如此明确的年号出现，或亦另有所据。

　　据黄裳于此书上的题跋及其他文字、印章知此书为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后人祁班孙所藏，并有不少读书批校。祁班孙字奕喜，山阴梅市(今浙江绍兴境内)人。父祁彪佳，明崇祯时为南京巡按，清人入关，以死殉明。所以祁班孙亦坚不仕清，后出家常州马鞍山寺。此书上所批文字出自班孙，字里行间表现出了注重气节不忘旧朝的思想。如原书中有论伯夷不死于周世或更有所作为的言论，祁班孙批“伯夷之非周自是千古忠义”，如果去有所为，则“天下良心尽矣”。由此可见明末清初许多文人的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人生价值的看法。

　　黄裳于此书题跋甚多，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所出《来燕榭读书记》中摘录了大部分。这些题跋除对版本有一定的介绍外，对祁班孙的生平也重点给予了评价，我们由此也得以了解了山阴祁氏藏书的流出以及祁氏家族人物的故事。

　　古代藏书家多为文人学者，其所藏图书上多有批校题跋，这些批校题跋一方面记录了这些文人的读书过程与学术思想，另外也对研究书籍版刻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对于书籍版本的收藏首先要求一个“善”字。书籍内容、校勘水平、印刷质量、名家学者批校，成为评判一部古籍善与不善的基本条件。有了细致的校勘、上等的印刷质量、上好的纸张、精美的装帧，这部书才有了能够广泛传播作者完整思想的起码保障，书籍内容的思想性、学术性及史料价值，也是读者藏家关注的重要方面。再加上后来学者的批校，这部书的错讹进一步减少，就更加提升了阅读和收藏价值。当然，如果是印量少，存世稀缺，那就更为“善”字添上一笔了。

　　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遭受了许多厄难，古代书籍的存世量越来越少，人们已经不能用前人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古籍了。但在当下的收藏界，不论其内容、印刷质量，只要有一定年代的旧书都捧为善本，这还是值得商榷的。古籍不是古董，不能以古玩商“够代不够代”的观点来看待。古籍一方面看它的印刷年代，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它的内容以及它所包含的文化元素，比如名家收藏、名家批校等。古籍毕竟首先应该是文化品，其次才是商品。一部古籍的文化含量越高，它的商品价值自然会增高，这种文化价值当然包含除内容外的印刷质量、版刻艺术、装帧水平等等。

　　据黄裳《来燕榭读书记》及此书上题跋原迹得知，此部《唐宋文钞》是黄先生1954年得于上海旧书商处。原题跋上云：“甲午三月初十，晨，有叩门者，急披衣出视，古董市估以书一包来，其中有祁奕喜手批阅本《唐宋八家文钞》，见之狂喜。”此条《来燕榭读书记》中未收录。读1989年齐鲁书社所出黄裳《前尘梦影新录》第20页：“《唐宋八大家文钞》二十册，明刻本，祁班孙手批，原本为茅鹿门刻，已拆散重订。有印记曰‘道僧’，曰‘五云头陀’，曰‘班孙印’，曰‘班孙’，曰‘奕喜印’。朱墨笔圈点。每文后有墨笔批语，间附记事。题属作‘剩国子’‘剩国主人’‘喜道人’。所跋多有议论。”这段话就是有关此《唐宋文钞》的记录。关于此部书的收藏，黄先生又言：“壬癸之间(1952～1953年)，余得山阴祁氏书，多由石麟所介。唯此书及祁尔光(祁承())手批《通鉴前编》又冠山堂刻《吴越诗选》等则得之古玩市场。”

　　黄裳《前尘梦影新录》上所论与书上题跋原迹稍有不同，一是得书时间约在1952年至1953年间，而原题跋明确为“甲午(1954年)三月初十”。二是书上言得于“古玩市场”，而原题跋上则为叩门而来的古董商。为什么黄裳先生所记会有一些差异呢？原来，1986年黄先生在写《前尘梦影新录》时，许多古籍的原物并不在手边，他是靠记忆写出此书的。1972年前后，黄先生和许多文化人一样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一天接到通知，让他回上海家中，因为有关部门要没收他的藏书，当然还要求他当面签字。“长卡车去了若干次，总算抄得一干二净”。又过了几天，黄先生被请去在书目单上签字，这时他才看到他的藏书被分成了3类，较好的版本放在了一边，二类古书约822种、2160册，也有了目录，但这些都不关他的事，黄先生只是在一本登记册子上签了字。大约过了两年，黄先生因病回到了家中。当年抄家时规定，凡是有字的纸、书一律拿走，所以留在家中的仅是一堆准备用于修书的旧纸。居家无事，黄先生就用这些旧纸，“陆续编写亡书目录，仿徐子晋的旧题，命之为《前尘梦影新录》。记忆是不可靠的，内容也不真切了，所以这只能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回忆录”。虽然黄先生这样谦虚，但从后来的资料看，《前尘梦影新录》上所记四五百种古籍的论述基本无误，由此也可见黄裳先生的读书功力了。

　　又过了多年，黄裳先生的那些“二类古籍”以及普通版本都陆续发还了。我们从这部明刊《唐宋文钞》的封皮上还能看到当年有关部门退回的印签。黄裳先生是古籍收藏研究的大家，他的来燕榭中所收藏的稀世珍本还有许多，偶有流出自然会被藏家所追捧。希望能多看到黄先生所藏的善本，同时也不希望此类善本流到无知者之手，把饱含了文化历史价值的古籍仅仅当做古董来收藏。

　　祁奕喜批阅、黄裳题跋的明刊《唐宋文钞》这一流传了数百年的古籍，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又有跨越数百年的多位文人学者的题跋批校，加之其保存完好，品相洁净上佳，有此数项能不称为上善之本吗？后来者得此书当珍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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