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柏林米特区的Kunsthaus Tach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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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韦伊

　　Kunsthaus Tacheles一部分像是艺术家的殖民地，一部分又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但无疑它是最最柏林的。经过了20年的物换星移，这里仍然是柏林艺术创造的温床。然而，这一切究竟还能幸存多久，如今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虽然位于柏林米特区的Kunsthaus Tacheles(Art House Tacheles)不太出现在各类旅游指南上，但艺术爱好者拜访柏林时决不会漏掉这一站。它一部分像是艺术家的殖民地，一部分又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但无疑它是最最柏林的。它的饱受创伤的外墙上画着巨大的壁画，投射着难有答案的人生课题——HOW LONG IS NOW，金属雕塑从门口一直延伸到了马路上，楼梯边画满了一层又一层的涂鸦和壁画，很多已经完全无法分辨，互相层层叠叠。经过了20年的物换星移，这里仍然是柏林艺术创造的温床，一楼开了一家酒吧、一家咖啡馆和一家电影院，楼上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他们在那里展出自己的作品，还有音乐家把那里当成排练室，然而，这一切究竟还能幸存多久，如今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1908年，16岁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正在等级制森严的凯撒·弗里德里希学校备受煎熬，以至于他可能无心顾及柏林城内增添了一座宏伟的拱廊式建筑。这座融合了早期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和哥特风格的五层建筑的精美度无法与他日后醉心的18世纪的巴黎拱廊街相提并论，或许因此他才没有在《柏林纪事》以及别的文章中为它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记录，但这座建筑的落成在当时的柏林也算盛事一桩。从1907年开工到1908年落成，整个工程花费了15个月，由当时供职于帝国建筑办公室的著名建筑师Franz Ahrens亲自督建。整栋建筑物超过9000平方米，横跨弗里德里希大街和Oranienburger大街，通过拱廊通道将两条大街连成一体。它是当时柏林第二大规模的拱廊建筑，建设费用花去了将近700万德国马克。

　　借着普法战争胜利的东风，德国经济迅速崛起，私营业者尤其是犹太商人在从事生产之余渐渐有了闲钱进行投资。Kunsthaus Tacheles最初便是由这群人联合投资建成的，他们想实验各家店铺分别售货，然后统一付款，也就是具有大超市雏形的销售模式。可惜才经营了半年，就宣告破产，它变成了按传统模式经营的百货公司。1914年，一战爆发前人心惶惶，它再次被公开拍卖；1924年，大楼开始改建，挖了很深的地下室，层高也大大降低，完全改变了之前的面貌；1928年，通用公司在此建成了展示厅；1930年代早期，纳粹上台后征用了这座建筑，它变成了“德国工人前线”和党卫军的办公室。1943年，这栋建筑进入了它最暗无天日的时期，作为关押法国战俘的监狱，它的天窗部分都被封了起来；后来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纳粹淹没了第二地下室，直至今日那里还位于水面以下。

　　Kunsthaus Tacheles一部分像是艺术家的殖民地，一部分又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但无疑它是最最柏林的。经过了20年的物换星移，这里仍然是柏林艺术创造的温床。然而，这一切究竟还能幸存多久，如今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虽然位于柏林米特区的Kunsthaus Tacheles(Art House Tacheles)不太出现在各类旅游指南上，但艺术爱好者拜访柏林时决不会漏掉这一站。它一部分像是艺术家的殖民地，一部分又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但无疑它是最最柏林的。它的饱受创伤的外墙上画着巨大的壁画，投射着难有答案的人生课题——HOW LONG IS NOW，金属雕塑从门口一直延伸到了马路上，楼梯边画满了一层又一层的涂鸦和壁画，很多已经完全无法分辨，互相层层叠叠。经过了20年的物换星移，这里仍然是柏林艺术创造的温床，一楼开了一家酒吧、一家咖啡馆和一家电影院，楼上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他们在那里展出自己的作品，还有音乐家把那里当成排练室，然而，这一切究竟还能幸存多久，如今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1908年，16岁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正在等级制森严的凯撒·弗里德里希学校备受煎熬，以至于他可能无心顾及柏林城内增添了一座宏伟的拱廊式建筑。这座融合了早期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和哥特风格的五层建筑的精美度无法与他日后醉心的18世纪的巴黎拱廊街相提并论，或许因此他才没有在《柏林纪事》以及别的文章中为它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记录，但这座建筑的落成在当时的柏林也算盛事一桩。从1907年开工到1908年落成，整个工程花费了15个月，由当时供职于帝国建筑办公室的著名建筑师Franz Ahrens亲自督建。整栋建筑物超过9000平方米，横跨弗里德里希大街和Oranienburger大街，通过拱廊通道将两条大街连成一体。它是当时柏林第二大规模的拱廊建筑，建设费用花去了将近700万德国马克。

　　借着普法战争胜利的东风，德国经济迅速崛起，私营业者尤其是犹太商人在从事生产之余渐渐有了闲钱进行投资。Kunsthaus Tacheles最初便是由这群人联合投资建成的，他们想实验各家店铺分别售货，然后统一付款，也就是具有大超市雏形的销售模式。可惜才经营了半年，就宣告破产，它变成了按传统模式经营的百货公司。1914年，一战爆发前人心惶惶，它再次被公开拍卖；1924年，大楼开始改建，挖了很深的地下室，层高也大大降低，完全改变了之前的面貌；1928年，通用公司在此建成了展示厅；1930年代早期，纳粹上台后征用了这座建筑，它变成了“德国工人前线”和党卫军的办公室。1943年，这栋建筑进入了它最暗无天日的时期，作为关押法国战俘的监狱，它的天窗部分都被封了起来；后来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纳粹淹没了第二地下室，直至今日那里还位于水面以下。

　　1948年，这栋饱受兵燹的建筑被移交给东德自由德国商贸联盟(FDGB)，多家零售商和制造商临时以这座废墟为大本营，还有一家名为“Camera”的电影院也在此开张，地下室则归东德的军队使用。1977年，政府在进行了一次工程评估后，决定把它夷为平地，打通两条大街。工程在1980年开始陆续进行，拱廊中间的大穹顶被拆除了，电影院也关门大吉。

　　然而，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它的命运。1990年2月13日，距离原东德政府计划彻底推倒它还剩两个月，名为Künstlerinitative Tacheles的艺术小组占据了这里，他们说服政府重新评估建筑物的结构整体性。令人意外的是，它的情况远比看上去要好，甚至获颁历史地标性建筑。获得重生的它有了一个新名字——Kunsthaus Tacheles。Tacheles在意第绪语中的意思是直言不讳(straight talking)，意在向它最初的用途致敬。知名策展人Jochen Sandig在此为艺术家提供住宿和工作场所，早期进驻的艺术家包括Mark Divo、雕塑家团体Mutoid Waste Company、音乐创作团体Spiral Tribe、DNTT剧团、表演艺术家Lennie Lee、舞蹈家Sasha Waltz等。

　　电影《再见，列宁》以柏林墙倒塌后不久为故事背景，导演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er)曾透露影片一场戏的灵感正来自Tacheles。“那真是一段非常自由的时期。”奥地利出生的媒介艺术家Martin Reiter常常回忆起1990年代那段最好的时光，尽管最早的那批艺术家或因为功成名就，或因为一事无成纷纷离开，但Reiter依旧选择了留下，现在他成了Kunsthaus Tacheles的发言人。整个1990年代，新柏林吸引了无数的金钱注入和旅游客流，米特区也成了泡沫式发展的核心之一，房地产投机风靡一时。在Tacheles里，出现了两个矛盾对立的利益团体，一个是不为盈利的艺术家团体，另一个由实业家组成，他们看中的是这里超低的经营维护费用，靠给底层舞厅的舞客卖啤酒而大发横财。由于历史原因，Tacheles的产权关系相当复杂，直到1990年代末期，德国政府才最终厘清，并将它交给了投资商Fundus Group，他们许诺为包括Tacheles在内的这块地方做一个好的发展计划。在详细计划出炉之前，他们允许艺术家们继续呆在这里，只要支付象征性的0.5马克的租金。1997年，HSH Nordbank与Fundus Group产生借贷关系，因为后者还不出钱，银行成了这片土地的新主人，而艺术家们的租约也在2008年到期了。

　　今年4月初，那群实业家组成的团体——他们占据的多是作为商业用途的底楼和后院的部分——以1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手里的这部分。之后，底楼的很多店面就关门了，还竖立起一堵新的水泥墙，可能是为了防止新人入驻，也可能是为了让剩下的那些人感到不方便而主动搬出去。新东家据说有个宏大的发展计划，他们要将这里变成柏林的苏荷区，建立奢侈品旗舰店、豪华宾馆等，计划随时可能启动。

　　59岁的德国艺术家Volker Witte在二楼拥有自己的工作室，虽然他没有什么名气，也不指望将来会有名气，但他很满意眼下的生活，“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出现在这里，会来到我的工作室，和我一起谈论艺术，偶尔还会买点作品，让我能够继续创作下去。如果我被告知，自己将被踢出这里，那真是巨大的打击。”柏林文化部门很希望这块地方能保留下来，但早在2007年“拯救柏林墙”运动时，这个负债超过600亿欧元的政府就表示爱莫能助，如今更无法为Tacheles提供多少帮助。好在艺术家从来都不是好惹的，Martin Reiter现在就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为保留Tacheles而斗争上，“我大量写信，用一种所谓的艺术的方式，想要去改变我们面前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但是，他也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我也想将保卫Tacheles之战变成一场游击战，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堡垒，我们正被人包围。我期待着看到有一天，那些银行家和律师们站在外头的人行道上，挥舞着手里的纸板，嚷嚷着‘艺术家滚出去’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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