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芬（摄于1959年）

黄绍芬赤膊在水中拍摄《林则徐》（1959）外景

青年黄绍芬对镜自拍

　　摄影大师“黄总”

　　纪念电影摄影师黄绍芬先生百岁诞辰

　　今年5月底，将迎来我国著名电影摄影师黄绍芬先生(1911-1997)百年诞辰，上海电影家协会和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等单位将联合举办纪念活动。本人有幸参与编辑、设计黄绍芬百年诞辰纪念册，得以进一步了解关于这位摄影大师的一切，更增添了对他的崇敬和钦佩。

　　作者：老老夏 

　　当年我刚进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时候，偶尔会在上影那幢黄色老楼的走廊里遇见黄绍芬先生，他永远是头发梳得刷刷齐，衣服穿得笔笔挺，皮鞋擦得锃锃亮，一直带着笑容，和现在那种故意摆酷、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气质完全不同。上影的摄影师，包括他的学生辈当中，重视仪表整洁的大有人在，不知是否潜移默化受了他的影响。别人都称呼他“黄总”，开始我还不太理解，因为这个“总”字那时很少听到，后来才明白，他是上影总摄影师、总美术师、总录音师这“三总”之一，还是管技术的总工程师，当过上海市摄影家协会的好几任主席。于是，这位“黄总”在我心中就充满了神秘色彩。

　　等我成为《上影画报》的编辑，得知黄绍芬先生的经历——出自广东中山，14岁从影，19岁就开始独立掌镜，以《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桃花泣血记》等片崭露头角，后来又拍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左翼进步电影，还上前线拍摄了“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英勇杀敌的珍贵镜头；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摄影指导兼技术部主任，拍摄和指导拍摄了《假凤虚凰》、《太太万岁》、《夜店》、《艳阳天》、《遥远的爱》等片，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生死恨》和解放后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也都出自他手，而《女篮5号》、《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等片，则显示出他的摄影技艺愈发炉火纯青……“黄总”这两个字在我脑中就成了偶像的代名词。

　　自学成才的典范

　　黄绍芬能进入影坛是因为被民新影片公司经理黎民伟看中，把他从香港带到上海，在《木兰从军》中扮演花木兰的弟弟，还充当花木兰的替身，完成那些飞檐走壁的危险镜头。志向远大的黄绍芬并不满足于在银幕上跑跑龙套被冠以“童星”，他把兴趣转向摄影方面，并决心赶超国际。

　　上影的文学编辑姜思慎曾在1982年第三期《上影画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披露了黄绍芬早年刻苦自学摄影技术、艰难成才的秘密。当年黄绍芬向黎民伟提出要学摄影，黎民伟满口答应，但并没落到实处，可能以为黄绍芬也就是心血来潮说说而已。那些摄影师也只是让他在现场干干杂活，根本不让他碰摄影机，这也可以理解，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黄绍芬只能像旧中国所有的学徒那样，凭自己的聪明用心“偷师”，把摆机位、布灯光、用光圈这些门道暗记在心。可是做一个摄影师最关键的难点在于，当时的摄影机没有马达，要用均匀的速度手摇拍摄每秒16格画面，这只能靠苦练才能达成。黄绍芬发现，放映机上也有一个用来装片子的摇手柄，不由大喜，就用放映机代替摄影机，偷练手摇匀速技术，一摇就是几个小时，只练得头晕眼花、手臂酸痛。好在黄绍芬年轻力壮，平时又极其喜爱体育运动，什么游泳、打球、骑马，每一样他都冲在头里，所以他把练手摇技术也权当锻炼身体了。然后，只要有放片子的机会，他总是主动承担，放弃电动马达，手摇放映。放映员不明白他何以突然对这个苦差事大感兴趣，等到发现其中的奥秘，黄绍芬的手摇技术已经非常过硬了，同仁们都惊叹不已，黎民伟则终于让他正式掌机拍片。

　　唯美主义的楷模

　　圈内人都说，黄绍芬拍电影崇尚唯美。的确是这样，在他的镜头里，阮玲玉、陈燕燕、李丽华、陈云裳等女明星往往比她们本人更美丽，而这仅仅是他最基本的追求。

　　晚年的黄绍芬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道出一段名扬影史的佳话：1929年由朱石麟和罗明佑编剧、孙瑜导演的《故都春梦》，是黄绍芬担任电影摄影的处女作。主演阮玲玉演技很高，可是导演孙瑜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她脸上有病愈后留下的斑点，便问黄绍芬有没有办法解决。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和几次三番的试验，黄绍芬终于找到了一种土办法：他用女士穿的黑色玻璃丝袜包住摄影机的镜头，效果等于加上一块浅黑色的柔光镜，出现在画面中的阮玲玉脸上果然不见了瑕疵，美丽绝伦。阮玲玉自从主演《故都春梦》以及其他几部孙瑜导演的电影后，上了一个台阶，红极一时，民新公司也陡然崛起，很快扩成联华影业公司，不能否认黄绍芬的摄影成就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曾与黄绍芬合作《女篮5号》等片的秦怡老师，这次在纪念黄绍芬诞辰百年之际写了一篇短文，生动地叙述了黄绍芬的敬业精神和钻研精神。拍《林则徐》时，秦怡经常和黄绍芬在一起开会，好几次与他相对而坐，多次遇到凝视的目光，秦怡以为自己脸上长了什么东西，就拿出小镜子看一下。后来坐在一起吃饭时，黄绍芬一本正经地问她：“秦怡同志，你觉得你拍的许多电影中的形象，哪一位摄影师拍得最好？”秦怡一下子回答不上来，黄绍芬接着说：“《女篮5号》是上影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光的掌握方面经验不足，我现在仔细看了你本人，觉得《女篮5号》中的人物形象拍得还不够好……”原来他盯着秦怡看是在研究她的特点，在琢磨怎样能改进拍摄质量。他对秦怡说，“一部戏，除了内容，最重要的是人物，人物又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和你们一样要塑造人物的，有时要拍得特别美，有时要拍得难看一点，这都要根据剧情和人物的需要。如果这个人物很坚强，就应该拍得轮廓鲜明，线条清晰；如果人物性格是温柔的，那么面部光也应该柔和一些。光的作用很大，它可以使你变得特别美，也可以使你变得特别丑。”

　　银幕绘画的追求

　　《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三部电影是黄绍芬后期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摄影理论和风格追求，这就是在写实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主观色彩。

　　他曾经专门总结了拍摄这三部电影的体会：根据剧本的思想内容决定艺术表现形式，运用光影、色彩、气氛造成总的色调，反映出影片所表现的时代本质与特征。再进行具体分场设计，使镜头画面既具有贯穿始终的统一，又具有每个不同场景的变化。就像一幅好的美术作品，既有总的色调气氛，又有色彩斑斓的局部，主次分明，虚实相宜。

　　比如为了表现林则徐挑灯夜战直到第二天，在夜景的处理上采取较为暖和的色调，有意识地提高整个场景的光亮度，造成室内清洁、明快的气氛。而表现早晨气氛的方式，是在窗子内外放少量的白烟，使透过五彩嵌花玻璃窗格投射到林则徐身上的光形成一道道光柱。而处理反角义律在室内同样时段的镜头，黄绍芬则有意识地压低日景气氛，用一只角度较高的灯照在人物的正面，加强脸部的凹凸感；一只小聚光灯照在人物下颚，显示烛光效果；再用一道蓝紫色光从左侧打在人物脸上，呈现一种青灰色，用以勾画人物的阴险心理，和表现林则徐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比如为了表现聂耳在创作《毕业歌》时的澎湃激情，黄绍芬设计了一道粗犷有力的暖色调强光，投射在作为后景的纱幕上，造成强烈的光影效果，与激昂的歌声互相映衬。

　　比如《枯木逢春》，黄绍芬借鉴了民族绘画和戏曲的手法。表现深重苦难时，采用低角度、广角镜拍摄，再通过横移镜头，展现荒冢累累、乌鸦孑立、死水枯枝、断墙颓垣、野草丛生的景象。表现“毛主席来了”，采取以虚代实，以一当十的手法，用11个构图不同的家家户户开门开窗遥望的镜头，表达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喜悦；为了突出女主角想念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感情，用12个机位相同、构图不同的镜头，由全景跳到中景，再由近景跳到特写，最后给她一对眼睛的大特写。

　　这三部完成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作品，在人物塑造，气氛渲染，用光、用色以及镜头的选择和调度等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业内甚至把《林则徐》(1958年底上映)和《聂耳》(1959年初上映)这两部佳作誉为“红烧头尾”。

　　无论艺术上还是生活中，黄绍芬都堪称绝顶认真、一丝不苟，他当一天电影摄影师，就必定要拍好每一个镜头；他当一天“黄总”，就坚决不让也学电影摄影专业的儿子走后门进上影厂；他当一天上海摄影家协会主席，就必定会积极参加每一次相关的活动。只要他还能行动，就不会放下手上的机器，摄影机拿不动了就换照相机，而被他定格的画面必定带有电影的感觉，甚至有着故事情节。

　　(特别感谢黄宗炜先生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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