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 云山幽趣图

董其昌 林和靖诗意图

文徵明 积雨连村图

陈洪绶 梅石图轴

　　明末清初是中国鉴藏史上的特殊时段。明中期以后，嘉靖、隆庆、万历诸帝因国库空虚，竟将书画抵充俸禄，致使大部分内府古玩、书画逐渐外流，极大地充实了私家收藏。至清初时，全国尚未统一，朝廷对书画无暇顾及，达官显贵一旦仕途败落，便落得抄家、充军的结局，其家藏被商人和鉴藏家购进。因此清朝著名鉴藏家曹溶不无感慨地说：“二十年来内府真迹流落民间，自右军以下至于子昂、伯机所见五六百卷，大有古今不相及之叹。”大量的藏品流到市场上，进入古董商人和普通百姓之手，导致“沧桑后，世家所藏，尽在市贾手”，由此出现了私家书画鉴藏的繁盛时期。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特别突出，并形成了一定的交易模式、群体和地域特色。

　　杭州作为江南重镇，经济发达，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自然风光秀丽，艺术品市场自古就显得十分活跃。早在南宋时期，杭州就已出现了店铺和集市贸易形式的艺术品市场，且得到了皇家的直接扶持。明末清初，杭州更是与南京、苏州等地一道，成为江南书画艺术品的交易中心。究其原因，除了杭州本身的特质外，亦和当地众多鉴藏家在书画市场中的活动密不可分。

　　奢华之风中的鉴藏风尚

　　明万历时的杭州作为东南一大都会，是民萌繁庶、物产浩穰之地。当时杭州市场上店铺林立，以经营茶叶、丝绸、盐闻名于世，又是全国丝织、棉布、锡箔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之一。杭州发达的交通网络更为经济、旅游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物资与人员流通变得更为顺畅。当时杭城“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为了适应旅游活动的开展，西湖的游船亦颇有特色。其湖上的船舫分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载书画；再次侍美人。品赏字画、诗歌雅集等活动纷纷移至湖上画舫进行。

　　因为休闲奢华的气质与鉴藏风尚的流行，杭州汇集了大量的富商巨贾、文人士大夫、画家和名妓等，他们彼此邀约往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交际网络。他们时常举办各种雅集，并请画家现场作画。有一次这些人在定香桥畔不期而遇，于是在一艘名叫“不系园”的大画舫中欢聚。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如此回忆道：“章侯携嫌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这里提及的几位参与者都是当时艺坛的名家。其中为纯卿画古佛的章侯即是一位极富个性的名家陈洪绶，为纯卿写照的波臣是久负盛名的写真画家曾鲸。当时的画家们喜欢结交名士，其作品为文人雅士和鉴藏家广泛收藏。

　　鉴藏家群体的构成与交往

　　晚明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鉴藏家，如沈周、文徵明父子、冯梦祯、李日华、项元汴家族、詹景凤、汪玉、王世贞、吴其贞、董其昌等人。故沈德符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他们之间相互联系与交往，共同构成了江南地区的鉴藏家群体。然杭州作为江南的区域中心，鉴藏群体更为活跃，购藏者不再局限于上层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而波及一般的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僧人，甚至奴仆也热中此道。

　　明末杭州较为典型的文人鉴藏家为冯梦祯。他在书画鉴藏史上之所以有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收藏的一张名画——王维的《江山雪霁图》。这是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王维真迹之一。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分享和获得认同，冯梦祯几乎向每个来访的客人展示这张画。他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十四日日记中写道：“与客同披王维《江山雪霁图卷》。”7天后同书宗来，又在寓斋中一起观看了王维《江山雪霁图》，弄得满城风雨，冯氏因此声名大噪，从而引起董其昌的注意，便写信索观。董其昌是当时最权威的鉴定家，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题跋，其书画作品不仅能流传千古，而且价值也会成倍上升。

　　在万历二十三年十月，董其昌极为庄重地拜观了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并写下了500余字的长跋，认定此图卷是王维传世的唯一“真迹”。而当董其昌第二次看到此画时，是在9年后，也就是快雪堂落成的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那天董其昌病发疟疾，住在杭州昭庆寺养病，无聊之中，写信给冯梦祯借医书，并提到了《江山雪霁图》。5天之后，冯派人给董氏送去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瑞应图》和小米山水3幅。董其昌观赏过后又写了一大段题跋。

　　除了像冯梦祯这类文人鉴藏家之外，杭州鉴藏家群体还包括徽商。居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汪汝谦(字然明)在当地的鉴藏家群体中颇有名望，他和当时知名的书画家陈继儒、董其昌、陈洪绶、曾鲸、谢彬、邹之麟等皆有交往。董其昌称其为西湖寓公、风雅盟主。

　　汪然明的藏品颇有规模，其收藏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种类多样。汪还将董其昌、黄汝亨等名家的翰墨加以整理摹拓，编订为《朱尊楼帖》。著名鉴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曾在汪汝谦家观赏过赵千里《明皇幸蜀图》《暮江渔父图》和蔡汴《衢山帖》等书画，可见汪氏书画古玩收藏之丰厚。

　　此外，普通百姓也加入到收藏家行列。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就提到一位在西湖岳庙前开古董铺的布衣之士项宠叔：“步至六桥，至项老儿店。与之雪藕而食，项老欣然出画卷评赏。”事实上，像这类作为普通百姓而收藏古玩字画的，他们的购藏动机不完全相同。既有赏鉴爱好的成分在内，但也不能否认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明代中晚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购买书画也被看成是一种经济行为，因此抱有这种双重目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当然，官宦阶层中的鉴藏家是最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吴其贞曾在杭城卞公之行馆观看了刘松年《竹楼谈禅图》、李昭道《记戴图》、马远《观泉图》和燕文贵《柳庄观荷图》等，并称卞公为人率真，性好古玩，目力过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官僚参与收藏活动的盛况。

　　寺庙众多的杭州，其僧人也有相当的收藏。《味水轩日记》中记载，居住在杭州的僧人印南通过别人引荐，持藏品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来请李日华鉴定。在此后几天，印南僧拿来更多的书画作品到李日华的居住处，这些藏品均为其祖师(号桐石)购藏。杭州很多寺庙有藏品，李日华就曾经与别人同往寺庙观看藏品。可见这时期的文人和僧人在书画上的交往可谓频繁。

　　书画的作伪与鉴定、购买

　　书画作伪古已有之，而在明代愈演愈烈，这与巨富倾力购藏书画作品密切相关。在利润的驱逐下，书画作伪现象在晚明很普遍，手段也很高明。在商业发达的扬州、苏州等地，书画作伪已经职业化，并出现了专门以作伪为生的家族。更有甚者，为推销伪作，竟将伪作著录成书，愚弄和欺骗买方，如明末张泰阶所编《宝绘录》中的作品，就无一真品。

　　这时期的作伪方式主要有割裂分装、添加名款、临摹充真、残缺补全等手段，可谓花样百出。苏州地区的伪作大量流入杭州市场，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就记载一个名为王丹林的人从杭州回来，向李日华出示阁帖，都是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专诸巷是当时专门制造赝品的基地。沈德符曾揭露吴希元以重金买得一幅赝品，伪作出于高手朱肖海。李日华在日记中记载，朱肖海帮着冯梦祯的儿子冯权奇伪造了白居易《楞言经》，骗过了鉴定高手李日华；又作了王维《江山霁雪图》伪本。

　　赝品泛滥也令冯梦祯感叹不已，他曾过文昌祠时品鉴了《理宗御容》和《家庆图》等画作，并认为这些画作“俱近代赝笔”。在书画作伪之风盛行的同时，书画鉴定专家身价倍增。一幅法书名画或一件宝器名物，一经鉴赏家品题，顿时身价百倍。所以古董商贩对鉴赏家历来是趋之若鹜的。万历四十一年六月七日，李日华在杭州时，方樵逸就引来新安客胡长卿，胡向李日华出示元人杂迹一卷，内中包括鲜于枢草书《归去来辞》、袁桷词翰、赵孟行书和余阙等手札2通。李为胡长卿跋此卷。

　　冯梦祯在杭州时，也有项晦之、德达拿着名卷来求鉴定，他看重定武兰亭水迹本，并认定“其为赵子固所藏无疑”。鉴藏家除了鉴定书画艺术品外，自然也会购买藏品。实际上，他们获得书画的途径很多，主要有上门求售、相互交换、求人代购、市场购买等方式。如冯梦祯曾买了古董商张慕江上门求售的几件物品。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鉴藏家们还是去市场上购买。杭州有许多固定的书画交易场所，如昭庆寺就是一个重要的古玩书画的交易场所。张岱《陶庵梦忆》中记载了西湖香市的盛况：“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mò，古代东北方的民族)之珍异，皆集焉。”李日华也经常去杭州收购书画，寄宿在昭庆寺中并在这里买到一件郭熙《扶桑晓日图》。董其昌也到过昭庆寺，并购得先秦宝鼎，令他爱不释手，干脆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宝鼎斋”。此外，杭州西湖中有湖心亭，也是专门卖书画古董的场所，其繁华热闹程度不逊于昭庆寺。据张岱观察：“春时，山景、罗、书画、古董，盈砌盈阶，喧阗扰嚷，声息不辨。”

　　除了像昭庆寺和湖心亭这样大规模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外，西湖畔还有不少小型的书画、古董店铺。如上文中提到的项宠叔所开古董铺，这类店铺在杭州城不在少数。

　　除去市场上购买外，书画鉴藏者彼此之间还有以物相易、书画代购和友情赠送等方式。《味水轩日记》曾记录李日华用一斛米从夏贾那里换得欧阳询《九成宫》帖一本。还有一些鉴赏家让专职书画商人代为收购书画。如吴其贞就曾为居住在灵隐寺附近的姚友眉代购过书画。康熙十六年(1677年)，吴其贞遇到洞庭山人士沈子宁，沈欲卖给吴宋赵孟坚《水仙花图》，索价120缗(mín，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吴砍价一半而购之。没过几天，吴将此画连同高克恭《携琴访友图》、柯九思《寒林耸翠图》、倪瓒《松林亭子图》同归于姚友眉。

　　购买书画作品需要耗费大量钱财，一般的文人鉴藏家购买书画作品的钱从何而来呢？我们仅以冯梦祯为例。除了朝廷的俸禄之外，冯氏既收藏有大量的书画，自己也卖画卖文，还经常替人写墓志铭，另外还招收弟子，这些也能获取一定的报酬。令人意外的是，有时弟子所交学费中竟还包括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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