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二里头的历史意义，大家经常说她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但这种说法不确切。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研究探索，使我们知道华夏文明的源头可上溯到更久远的新石器时代，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则是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要说清楚这件事，我们得先把视野放宽到距今五千多年前，看看东亚大陆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哪些变化。

　　距今5500—3800年间，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 “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

　　随着人口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中心形成的大遗址群，包括城墙与壕沟、大型夯土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墓等耗工费时的工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上反映出的巨大差别等，都十分令人瞩目。

　　这些重大发现在不断修正着人们的认识，随着1970年代末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邑或城市，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进而奠定了中原王朝文明的基础。我们或可把中原王朝崛起前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称为“前王朝时代”。

　　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崛起于世呢？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 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前后。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年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 “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迹象。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 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以嵩山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并最终崛起。其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周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时出现了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经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从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分布大势中可以看出，其社会由数百万平方米的王都、数十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的次级中心聚落及众多更小的村落组成，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这与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主的中心聚落林立、相互竞争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二里头时代的东亚大陆，二里头文化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二里头文化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达到王朝文明的辉煌。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的雏形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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