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的摄影作品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人们与摄影虽有一些接触，但对“摄影”这个名词还是弄不太清楚，“照洋片”“写真”是当时普遍的叫法。1924年6月1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董事会，举办了首次北京光社摄影展览会。原先只能趴在照相馆的橱窗内看到的洋片，现在集于一室展出，还叫什么摄影展览会？这一下引起了北京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影展开幕当天人头攒动，尤其是京城国画界，几乎是倾巢出动，他们亲眼目睹了用摄影的方法，是如何表现中国画的风格，画家们看得目瞪口呆，赞叹摄影的神妙。

　　北京作为我国的文化古都，摄影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在此之前，小规模的摄影展览仅在北大校园内出现过，此次由北京光社面向社会的大规模影展，在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新学风，在文艺方面有诸多的研究小组，如：绘画小组、书法小组、音乐小组、歌谣小组、昆曲小组等等，摄影小组是其中之一。摄影小组成员有：黄振玉、陈万里、褚保衡、吴缉熙等人。1919年至1921年，摄影小组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学第三院举办过三次摄影展览会。1923年冬，摄影小组经常在太平仓平安里陈万里的家中开例会，还从国外订了日本的艺术写真杂志、英国的世界摄影年鉴、巴黎的摄影沙龙集、美国的摄影年鉴等书籍，供同好阅览，为了便于对外联络，大家将摄影小组定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校外的吴郁周、钱景华最先入会，不久，同住在平安里的自习摄影家老炎若、刘玄虎得知研究会近在咫尺，马上投奔过来，还有校外的汪孟舒、王琴希等人也闻风而至，摄影组织的人员迅速壮大，迫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艺术写真研究会又改名为“北京光社”。

　　光社成立以后，摄影例会由不定期改为定期，社员们在一起相互交流，观摩国外优秀的摄影作品，尤其看到日本摄影艺术在东方影坛一枝独秀，大家认为要努一把力，赶上邻国日本，所以大家创作欲特别高涨，同时还筹划着首次光社摄影展览会。与此同时，北大爱好摄影的师生开始多起来，北大校方为了便于大家学习冲印照片，在马神庙的北大第二院设立了照相部，第二院内有南北两排房，北面的是校医室，南面的就是照相部。当时陈万里是北大校医，又爱好摄影，校方便将照相部委派陈万里监管，并聘请吴郁周当辅导老师，凡来照相部学习冲印的师生均由吴老师进行技术辅导。北大照相部除了为校内师生提供服务外，还肩负着光社社员冲印照片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社员老炎若，他大清早在太庙拍了灰鹤，一扭身骑上脚踏车直奔马神庙，到校时间比北大老师还早，后来他喧宾夺主成了照相部的代理主人。

　　1924年6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中山公园)董事会，由北京光社主办的首次摄影展览会开幕，两天时间参观者竟达五六千人，并受到京城各界人士的普遍好评。在影展上，陈万里个人参展的作品最多，而且每幅作品都特别抢眼，在众社员和朋友们的鼓动下，陈万里精选出12幅作品，自费出版了《大风集》，由于印刷及装帧费用较高，摄影集仅印制了100本。影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上海时报记者万叶先生在报端发表评论，洋洋数千字均为赞美光社之言，各地画报相继与光社签约刊载社员的作品，国外摄影组织和摄影家也主动与光社接触，由此社员们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大大增强。光社在同一地址先后举办过四次影展，1925年 10月1日至4日，举办了第二次影展。1926年10月15日至18日，举办了第三次影展。1927年10月8日至11日，举办了第四次影展。在展出的作品中，有油渲照片、天然彩色片和透明灯片。自第二次影展起，展期由两天改为四天，每次影展参观者均达万余人，当时在京城常住人口数量不足180万，也就是说，每150位京城市民之中，就有1人参观了影展。现在我们的影展，除接到请柬的人们碍于情面不得不参加开幕式外，其余展期观者寥寥无几，甚至不足1万人，为了便于统计，参观者就按1万人计算，2011年京城户籍人口按2千万计算(不包括外来人口)，也就是说，每2000位京城市民之中，仅仅有1人参观了影展。

　　1927年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刘半农加入光社，同年他还撰写了《半农谈影》一书，并参加了光社第四次影展。在第四次影展结束之后，根据社员们的建议，由刘半农出任编辑，将光社历次影展中的经典之作汇编成《北京光社年鉴》。

　　光社社员的构成以知识分子为主，所以西学东渐渗透于光社始终，订阅书籍、兴办展览，大风影集、半农谈影、光社年鉴，这些都吸纳了国外摄影团体的做法。但作为有闲阶级的阶层，社员们把摄影作为文娱的一种工具，同时深受刘半农“美术摄影”理论的影响，只要把照片拍得像中国画，在当时就是摄影的时尚。光社的摄影虽贴近艺术，却远离社会，更谈不上用摄影思考和分析社会，当爱国运动就发生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手中的相机只能淡然处之。1923年至1926年，独立于北京光社之外的摄影个体顾淑型，是北京艺文中学教务主任，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的顾淑型，带领学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并用相机记录了爱国运动发展的实况。顾淑型拍摄的“3.18案件”前后的照片，载入了中国摄影史册，并与前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光社的摄影虽受到历史的局限，但北京光社兴办的摄影展览，对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北京光社兴办的摄影展览，还开创了中国摄影史上的四个之最：光社首次摄影展览会是我国最早的摄影展览，光社社员陈万里自费出版的《大风集》是我国最早的摄影集，光社社员刘半农撰写的《半农谈影》是我国最早摄影理论专著，光社出版的《北京光社年鉴》是我国最早的摄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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