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是一个能用前后连续、一致的话语来说清他的处境和行动目标的人。哲学家并不要别人也都成为他一样的人，他的人生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他的任务是演给人看，不要别人去重复他；相反，他的使命是：他去成为哲学家，这样，别人就用不着去成为哲学家，因为，反正，到了历史终结处，人人都将是达到绝对知识的人，也就是人人都能对于自己的历史处境和行动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自我意识。而为什么在历史终结处，人人成为哲学家也就不是什么大事了呢？因为人人也都成了艺术家！那个普遍同质国家里，人人都是智人，人人同时都是哲学家和艺术家了，哲学和艺术那时早就是同一件事了。

　　科耶夫解释说，绝对知识其实就是循环论证式的知识：只有处于完美国家里的公民，才能得到他的绝对知识，才能成为智人。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循环：先有智人，还是先有完美国家？黑格尔与柏拉图不同，他自己认为已达到绝对知识，他宣布他所处的普鲁士王国，就是完美国家了。而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是反而处于昏暗时代了。我们最多只能认为，那个普遍同质国家是“内存”或“低度地存在（subsist）”于我们时代的。

　　历史终结处：“普遍”就是无法被进一步扩展，“同质”就是无法被进一步改造（《导读》，95页）。不论怎么说，我们是在走向历史终结。我们是在走向，不过是慢了一点， 是将一步分作无数步来走，来是无限地去接近的。

　　这一点这样地反映在当代艺术中：本雅明对艺术和历史终结的关系的认识，我们还应更推进一步：人是在当前就进入最后审判的，人需要被即时（！）传达那关于一切（文化、历史、传统和艺术本身）可传达的东西的可传达性；我们渴望得到的艺术的鸡毛信里，应该只带着一条关于一切都是可传达的信息，但是，不到达最后审判日，人收到了这一信息，也没用；艺术就是我们现在这样收到的不痛不痒的信息；不是它不好，是我们人还未进入那一最后审判，进入了，我们还麻木着。人的通过艺术来救赎是与其历史救赎一样的，都是每次只救一点点，救无数次，我们仍得用艺术来继续救我们自己。我们在艺术中发现的缺憾，就是我们人自己的救赎的最后总仍功亏一篑的真实写照。（文　陆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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