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梅溪手稿》
编者按:
因其中录有清代文学家沈复的佚文《海国记》,且涉及有沈复随使团前往琉球途经钓鱼台(今称钓鱼岛)的见闻,山西省平遥文献收藏家彭令所藏《钱梅溪手稿》五册引发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士和媒体的关注。2010年12月20日,在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招国拍)的首届艺术品慈善大型拍卖会上,该拍品以900万元起拍,经过数十轮加价,最终以1457.万元(含10%佣金)成交。
但由于买家迟迟没有付款,2011年1月28日,中招国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已征得彭令同意,决定于3月6日对手稿进行重新拍卖。
2月25日,此事再次发生戏剧性变化,买家现身支付了一半款项约700万元,余款按照新的约定将于2011年5月1日前付清。原定的重拍因此被宣布取消,同时表示,如果事件再次出现变故,将另行安排其他事宜。《中国文物报》曾于2月初刊登名为《<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等钱梅溪五册手稿将再次拍卖》的报道,并在附录中对《海国记》及其中有关钓鱼岛的记叙作了介绍。本文作者针对附录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中国文物报》刊登的《<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等钱梅溪五册手稿将再次拍卖》的报道“附录”中说:《海国记》作者沈复原是一位幕僚。“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朝廷下旨册封琉球国王,派遣太史齐鲲为正使,侍御费锡章为副使,沈复作为太史的‘司笔砚’,也一同前往。后来,沈复在他的《浮生六记》中记述了大清使团此行中途经钓鱼岛的见闻,本是作文自娱,却无意间反映了200年前国家疆界的真相。”又说:“以55个字简洁生动地记述了钓鱼岛领域祭海的场景:‘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钓鱼岛),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帆。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久米岛),入琉球界矣。’”黑水沟就是钓鱼岛等中国属岛屿与琉球群岛之间的深海沟,其深在2000米以上。
但其中有一段评论并不正确。文说:“日本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理由之一,是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而沈复发现钓鱼岛的时间为1808年,比日本人早76年。”我说此评论“不正确”,不是指“比日本人早”而言,而是指所言时间太晚。因为沈复之发现,不过在公元1808年,而明朝陈侃之发现却在公元1534年,比日本古贺辰四郎之发现早350年。
史载,明朝初年,琉球国即向明纳贡称藩,历代国王嗣位,均由明皇帝册封。为了便于琉球王室与朝廷联系,明太祖遣漳州渔民36家移居琉球都城首里(今那霸),史称“首里三十六姓”。嘉靖五年(1526),琉球国中山王尚真薨。七年(1528),世子尚清上表请袭封。十三年(1534),明世宗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为正使,行人司行人高澄为副使,率团赍诏出使琉球,由琉球派来之迎迓使团陪行。归国后的当年,撰《使琉球录》一书,奏于明世宗皇帝。书中记途经钓鱼岛说:“五月朔,予等至六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台湾北头)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彭佳屿),过钓鱼屿(岛),过黄毛(尾)屿,过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迎迓使团)歌舞于舟,喜达于家。”此记载比沈文更具体、明确、生动。
把钓鱼岛的发现完全归功于陈侃或其使团,并不尽合理。因为早于陈侃而看到钓鱼岛者一定不少。如陈侃行前,曾“考《一统志》、《星槎胜览》等书,登载互逸,罔可据”;“封琉球旧案,礼部失于回录”。他认为“旧存纪载,殆郢书燕说之类”,可信度不高。陈侃与高澄出使,慎重其所记。“日纪闻见:凡道途、山川、风俗、人物之实,起居、日用、饮食之细,皆得诸耳目之所亲究。”“志其略,辨其异。”《使琉球录》所记,可谓“实录”。说陈侃是钓鱼岛的发现者并不虚妄。
“附录”对沈复《海国记》的史料价值之语也有失夸大。如说:“一本淘自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的古书,竟藏有震惊两岸四地及日本学界的史料——中国人发现钓鱼岛比日本人早了76年。”用1808年沈复“发现”来代表“中国人发现”,显然于时间和人物上都选择失当。而对有关钓鱼岛在“两岸四地及日本学界的史料”收藏情况,也估计太低了。仅以陈侃《使琉球录》一书而言,由于商务印书馆将其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几乎推向了全世界。又清朝前中期,徐葆光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著《中山传信录》,为他于是年以翰林院编修任出使琉球国副使,册封中山王世子尚贞世袭国王的归国报告。又李鼎元于嘉庆七年(1802)著《使琉球记》,为他于嘉庆四年(1799)以副使出使琉球,册封琉球嗣王的归国报告。这两部书都内容丰富,亦记录有途经钓鱼岛事。而且在清朝中期即都有刻本传世,时间早于沈文。
1974年冬,我有幸作为北京大学学术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其间有三天访问琉球(冲绳县)。主人殷勤接待,有求必应。其中有人自言,他们是当年“首里三十六姓”或清初同类移民的后裔。为我们提供的阅读资料中,有台湾银行1971年出版的由该行经济研究室编《清代琉球纪录集辑》,香港九龙友联书报发行公司1972年出版的由杨仲揆编著《中国·琉球·钓鱼台(附录:中国明清两代册封琉球简表等17种)》,还有冲绳县历史研究室编著的同类图书。当时,海峡两岸缺乏交流,中国大陆与日本冲绳县更无联系,因之上述图书在北京大学不曾见到。
以上所谈,择其大略,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方家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