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1-04-11 13:20　　　来源：《环球企业家》杂志

　　闯荡上海滩15年的西方冒险家、全球顶级酿造师、与传统种植方式坚韧作战的本土新生酒庄，共同催热了一个红酒阶层在红色中国的诞生

　　《环球企业家》记者 岳淼 杨冰新

　　2008年3月6日，中国海关的缉私人员突然造访了一家叫ASC精品酒业的外资公司的上海办公室，希望从长年累积的无数票据中，发现其逃税的证据。这场规模空前的调查行动针对的是那些申报价格偏低的经营葡萄酒进口生意的公司们，作为中国最大的葡萄酒代理商，ASC很自然地成为主要目标之一。不过那天，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恰好不在。海关人员通知说，希望他尽快到海关配合调查。

　　两天后，唐·圣皮尔(Donald St. Pierre Jr)回到上海，直接让司机把他送到了海关办公室，随后，他被转移到位于浦东的一处拘留所。圣皮尔望眼欲穿地等来了律师。“他跟我说的法律，首先我不是很明白；我能明白的部分好像也不是很妙。和律师见面后我感觉反而更糟了，简直糟透了。”他回忆说。

　　他的父亲—老圣皮尔迅速展开游说行动。他翻出早年间和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朱镕基的合影，以显示自己与中国政府的深厚关系，并争取到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和上海总领事过问此案。但事后老圣皮尔却认为这些举动可能起到了反面效果：“海关的人跟我说，要是美国政府也介入了，你这辈子再也别想见到你儿子了。”

　　海关的指控并非捕风捉影。到2008年时，中国葡萄酒市场已经有了许多趋之若鹜的消费者，从事进口生意的公司据估计—呃，没有人准确统计过—有8000到1万家。但一位驻香港的葡萄酒分析师发现，法国海关2007年记录显示，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海关相应的进口记录。走私和压低申报价格入境的葡萄酒可能超过70%，使得合法商人根本没法做生意。

　　ASC本身也是受害者之一。1996年4月，圣皮尔父子联手创办了这家公司，当年卖掉2.5万瓶，销售收入达500万元人民币，但却亏了600万，累计税率高达118%。接下来几年的发展亦困难重重，直到2001年才盈利。之后到2007年，ASC迎来了黄金时代，年收入以43%的速度递增，以至于ASC当时的市场总监坎贝尔·汤普森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轮子不要飞出去了。”时至今日，ASC代理了来自15个国家的100多个酒庄，经营着1200多种顶级葡萄酒。但在这个分散且缺乏监管的市场上，ASC去年的营业额也仅有9500多万美元。

　　不过，ASC却被视为促使中国葡萄酒市场繁荣的主要推手。伦敦著名葡萄酒评论家简希丝·罗宾逊(Jancis Robinson)说，ASC在今天中国市场的地位，犹如嘉露酒庄(E.&J. Gallo，加州最大葡萄酒出口商)之于美国。ASC的一位竞争对手说，ASC是把红酒真正引入中国的功臣，否则“这里”一半的人都没有可能在喝红酒。

　　在小圣皮尔眼中，他的父亲和朱镕基很像。“正直，努力，诚信，工作勤奋，说到做到。”他告诉《环球企业家》。在缔造ASC之前，这对父子做过(或者说考虑过)婴儿用品、防毒面具、高尔夫球手套、金属回收、内衣、开心果和枪支零件进口等生意。在更早的1980年代，老圣皮尔在中国的风云经历是担任中美合资的北京吉普汽车公司总经理，他大胆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反映合资公司问题，并因此与解决此事的中方代表朱镕基结下友谊。之后，老圣皮尔参与了现任亚新科(ASIMCO)董事长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在1990年代试图整合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过程。这些故事在潘考夫斯基后来所著的《与龙共舞》和提姆·克里索德写的《中国通》里均有提到。

　　老圣皮尔在忙于和中国的汽车业打交道时，小圣皮尔则开始了另一项高风险但利润巨大的生意：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枪械配件和弹药。1995年5月，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爆炸案发生数周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突击没收了小圣皮尔的仓库，并指控其从事阴谋、走私和伪造商品入关。虽然事后小圣皮尔未因此获罪，但这笔生意也终结了。

　　怀揣着由此赚到人生第一桶金：200万美元，小圣皮尔和父亲琢磨着下一个大生意。老圣皮尔曾经从中国内地进口了一些用于捆绑葡萄幼藤的木杆卖到美国，既然“摸”到了葡萄藤，圣皮尔想，何不直接卖葡萄酒呢？

　　在这方面，中国的确是一个几乎空白的市场。但父子俩对这一行业的知识比还未真正品尝到顶级葡萄酒的中国消费者好不了多少。所幸，老圣皮尔与前空中客车中国总裁孟高飞(Pierre de Montgolfier)相熟。后者帮其打通了与香槟世家贝灵哲(Bollinger)的人脉关系，贝灵哲当时由香港经销商兼营内地业务，圣皮尔说服其将内地业务拆分出来由其经营。这对加拿大父子还用自己的这一法语姓氏佯装出了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圣皮尔酒庄”品牌，从美国加州进口桶装酒，然后在北京装瓶。1996年4月，ASC精品酒业诞生了。

　　如同过去15年ASC所经历的种种波折一样，小圣皮尔在2008年3月的这场稽查危机中最终也化险为夷。4月8日，在被关押1个月后，小圣皮尔得以被释放，但补交了部分关税和其他费用总计180万元。度过牢狱之灾后，小圣皮尔马上做了一件事：聘用了一位熟悉中国法律又具有一定背景的前政府官员。

　　这段经历让他想起那个被穆罕默德·阿里击倒的前世界重量级拳王桑尼·利斯顿(Soony liston)。利斯顿在遇到阿里之前的 9年里没有输过一场比赛，但在1964年2月25日的一场比赛中，光芒万丈的利斯顿却倒在了正处于上升期的阿里的铁拳之下。圣皮尔觉得那时候的他就像那个被打得满地找牙的家伙。

　　为了纪念这场人生变故，圣皮尔特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着这样一幅照片：挥动拳击手套、面目狰狞的阿里以及倒地不省人事的利斯顿，上面有阿里的亲笔烫金签名。“我做梦都想成为阿里。”他说。

　　圣皮尔无意间赶上了这个中国红酒时代拔出木塞的时刻。如今，ASC和同样也是1996年创立的富隆酒业(Aussino)、2001年介入这一市场的骏德酒业一起，成为中国葡萄酒进口代理商的三强。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8大葡萄酒消费国，与此同时，旧世界中的传统三巨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消费量却在萎缩，产量出现过剩。业内称之为“酒湖”。到2006年时，相当于每个欧洲人倒掉了4瓶葡萄酒。欧盟为此出台了一个“危机蒸馏”计划，鼓励企业把多余的葡萄酒处理成生物质酒精等，让一些葡萄园放弃种植。正如一名欧洲农业官员所说，只求一个“体面收场”。中国的新富人群则成为这一欧洲生活方式的拯救者和沿习者。去年，中国已成为法国波尔多地区和美国最大的葡萄酒出口目的地。

　　但在15年前，没有多少中国消费者了解关于红酒的正确饮法、专业酒具和品鉴知识，更遑论储存和收藏。在很长时间里，消费者以为葡萄酒就是甜味果酒的一种，那种俗称“三精一水”(即一半葡萄汁兑酒精、香精、色素等而成)的廉价葡萄酒直到2004年才正式退出市场。

　　红酒知识的纷繁芜杂以至于在中国甚至成为教育培训生意的一种。不过圣皮尔是自学成才。他开始恶补葡萄酒知识，拜访酒庄，向酿酒师学习。但说到底，“喝酒才是最快、最好的学习方法。只有多喝，别无他法”，为此，他一年要喝掉250瓶红酒。

　　1997年，圣皮尔鼓起勇气平生首次参加法国波尔多期酒会，但无人理睬他这个新兵。波尔多的傲慢与势利令他愤愤不平—瞧得上他并愿意由其代理的品牌不仅屈指可数，连酒店也无人愿意帮忙预定。圣皮尔只能亲力亲为，最终定下的酒店距离展会车程竟需要一个半小时，房间简陋得没有电话，整个酒店连传真机也没有。但慢慢地，这个能够把过剩的法国红酒卖到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在展会上受到青睐。

　　因为圣皮尔知道在中国拓展业务的秘诀—如果你想在全国拓展生意，则必须建立起全国性的经销网络、强大的仓库以及葡萄酒培训团队，这些都很费钱，时至今日，中国也没有一个覆盖全国的经销渠道。

　　但用于仓储和冷链上的钱非花不可。香港皇冠酒窖总经理，格雷戈里·迪耶布(Gregory De ’Eb)开过不止一瓶1982年的拉菲(Chateau Lafite)，他对名酒是否需要储存，结论如下：“好酒跟电池一样，如果储藏不得法，酒里面的能量就会流失，酒也会就此死去。”

　　仓库还不是最令他头痛的事情，中国人不喝红酒才是。圣皮尔最初只有两类客户：一是夜总会以及高档零售商店；二是星级酒店，主要消费对象为外国人。但问题是，第一类生意赊账现象严重，回款期有时候长达一年，生意根本无法持续；第二类则销量平平，单店进货量很少只有三五瓶，服务要求却非常高。有时，圣皮尔不得不自己怀揣酒瓶打出租车四处送货。

　　环境如此险恶，圣皮尔父子只能硬着头皮冲。1998年春节，老圣皮尔突发奇想，用礼盒形式包装红酒，附赠两条领带，购自浙江嵊州的领带每条成本只有6毛钱。这套礼盒送进普利马斯特超市，结果整个春节销量高达20万套。第二年照旧。这一招就此让ASC活了下来。

　　但这场胜利并未持续很久，ASC就再度掉坑里了。ASC大量赊账给当时风头正劲的普利马斯特，但后者却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ASC因此损失超过250万元。

　　ASC公司还有别的麻烦。因上海一家竞争对手的恶意举报，工商局的稽查员常常不请自到，对其展开调查。这些举报毫无根据，最终不了了之，但极大影响了圣皮尔的生意。1998年末的一个深夜，圣皮尔走在回家路上万念俱灰，他向父亲宣称自己将离开中国—“法律不完善，总之，这不是一个正常做生意的地方”。老圣皮尔则警告他“如果离开，此前所有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

　　思考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圣皮尔又和客户干杯了。他想起了自己最爱的小说詹姆斯·克拉韦尔(James Clavell)的《大班》，这本冒险小说讲述了银行家史迪克以香港为舞台所展开的中国冒险故事。圣皮尔可不想做缩头乌龟。不过到1999年末，这家公司的亏损额超过300万美元，濒临关张。

　　最终一支香烟挽救了这家公司。老圣皮尔在一次会议间隙走到酒店的阳台上，注意到身边还有一个同样是西方面孔的老外，于是就向后者要了一支烟。此人名叫赫尔诺特·朗格斯-施华洛世奇(Gernot Langes-Swarovski)，竟是奥地利水晶帝国施华洛世奇的家族成员。赫尔诺特对葡萄酒颇有研究，他本人在智利拥有一家葡萄酒企业。两人相谈甚欢，6个月后，赫尔诺特决定购买ASC 49%的股权，ASC的财务危机方才化解。2001年又增持股份到63%。2009年底，这些股份又转让给了日本三得利集团。因为这个缘故，老圣皮尔至今不愿戒烟。

　　此后，ASC开始以每年40%多的速度增长，并逐渐有了不错的口碑。2007年香格里拉北京蓝韵西餐厅开业，向ASC预定了包括拉菲(Chateau Lafite)、木桐(Mouton-Rothschild)等超过60种不同年份的顶级名庄酒，总价值超过530万。但正当这些酒即将被转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仓库大火毁掉了这一切。为了满足客户订单，小圣皮尔不得不再度在全球重新搜罗这些稀有红酒。客户事后才知道，除了火灾损失，圣皮尔还默默承受了期间超过30万元的价格涨幅。

　　“ASC没有死的原因是，开始做这个生意就是从生意人的角度，而不是纯粹爱好者的角度。”圣皮尔说。

　　除了应付有关部门的盘查、和客户打交道、催收账款外，圣皮尔知道，他还要在教育中国消费者方面下足功夫。2008年5月，ASC邀请到世界著名的葡萄酒鉴赏家罗伯特·帕克首次访问中国，帕克作为世界头号评酒师首次受到业界关注是他曾神奇般地预见了1982年是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史上难得一见的好年份。此后，他创建了简单明了的葡萄酒评分系统(100分制)，至今为行业所采用。ASC为此在上海和北京各举办了一场晚宴，付出2300美元门票的40位宾客在八达岭长城上品尝了七道大菜，佐以8款顶级红酒，每一款帕克的评分都在94分以上，其中4款为满分。

　　不过，酒单上并没有中国消费者最为熟悉的拉菲。在过去几年中，再没有比“拉菲现象”更能阐释中国对红酒突然爆发的痴迷和狂热了。6年前，拉菲酒庄的排名在拉图酒庄(Latour)和木桐酒庄之后，但现在，其交易价格是后两者的四倍。去年10月29日苏富比在香港的拍卖会上，3瓶原估价仅6.5万港元的1869年拉菲红酒被以每瓶150万元的破纪录价格买走。

　　但具讽刺意味的是，部分消费者对拉菲的追捧恰恰说明其并不懂红酒。坊间流传的一个笑话是，一个82年拉菲的空瓶子也被中国收藏者以2000元购下。

　　拉菲在中国获得独步江湖地位的影子推手正是ASC。15年前，ASC曾进口了一批拉菲，戏剧性的是滞销至1990年代末期方才售罄。但此后，拉菲就莫名其妙地在市场上掀起了一小波购买狂热。“人们想买它。就像圣诞节最热销的玩具。你的儿子想要，而你却买不到，于是你飞到欧洲把它买回来。就是那样轰动。”葡萄酒业咨询机构香港威肯斯公司总经理史蒂芬·威肯斯说。

　　说起来，葡萄酒代理生意的另一个关键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甚至垄断那些顶级红酒的期酒。去年，ASC购买了超过1.8万瓶拉菲。而从今年开始，ASC更成为罗斯柴尔德男爵拉菲集团(DBR Lafite)在华独家进口及经销商，可代理销售拉菲旗下所有产品。

　　对于拉菲，热拉尔·高林(Gérard Colin)再熟悉不过。这位法国酿酒师之前在拉菲酒庄工作过，现在，他是罗斯柴尔德男爵中信酒业(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帮助拉菲集团在中国建立首个位于山东蓬莱的达到“头等苑”级的酒庄。2005年秋天，拉菲集团到蓬莱进行考察，结果让其十分惊喜。之后其在一份对外资料上说：“它已被证明为生产优质葡萄酒最有前景的地区。”2009年3月，拉菲集团和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在蓬莱举行签约仪式，为此征地9000亩。

　　当圣皮尔父子晕头晕脑地闯进葡萄酒行业时，高林也差不多在彼时开始了闯荡中国的生涯。1997年，一位名叫郑飞的香港商人在福州想用浓缩葡萄汁造酒，通过互联网，郑与高林谈了几次并飞到法国正式发出邀请。当年8月，高林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起初的3个月，高林帮助郑飞筹备酒厂，画图纸、安装、做酒的调制，之后为这个公司生产果酒和白兰地提供技术支持。一年之后，高林在福建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公司：维吉尔葡萄酒市场技术咨询公司，提供相关的咨询和贸易服务。1998年底，厦门百味果公司聘用高林，后来他为该公司制作的多款果酒、果醋获得了几个国际奖项。

　　中国羸弱的葡萄酒产业急需高林这样的白衣骑士。今年69岁的高林出生在马达加斯加，有着40多年酿酒经验的他并不是酿酒世家出身。1960年，其父在波尔多地区的圣戴米龙买下一处葡萄庄园，建起戴西尔酒堡。原本学医的高林转而学习葡萄酒酿造学，并于1964年获得法国葡萄酒酿酒师执业资格和农业化学、葡萄酒酿造学双学位证书。之后，高林回到自家的酒堡工作。从1964年到1994年的三十年间，他还辗转于拉菲、木桐等多个葡萄酒企业任职。

　　今年3月的一天，高林驾驶着三菱帕杰罗颠簸在山间土路上，载着《环球企业家》记者前往蓬莱大辛店镇丘山山谷—拉菲蓬莱酒庄所在地。每一个遇到的村民都跟他很熟络地打招呼，显然，他们对这辆车很熟悉。同行的郭栋林指着车窗外一块一块平整的土地说：“明年，拉菲酒庄会在这里建好。”按计划，2015年才能从这片土地上收获第一批好葡萄，2017年才能酿出第一瓶高品质的红酒。高林说，这就像十月怀胎一样，时间无法缩短。

　　郭栋林曾在蓬莱多家葡萄酒企业任职，现在是当地政府的招商顾问。他与高林的友谊开始于2001年。翌年，两人第一次联手促成法国拉莫西果酒公司与烟台金创酒业合作；2004年，引进法国阿海威葡萄苗木公司与中粮君顶酒庄合作成立国内首家生产优良脱毒嫁接苗木的专业公司；同年，帮助英国Jam tomorrow公司投资登龙红酒堡；2006年，引进全球最大的橡木桶制造销售公司戴普托斯(DEMPTOS)落户烟台。这些项目让已经拥有张裕集团的烟台进一步成为中国的葡萄酒之 都。

　　穿越法国波尔多并让其成为全球最佳葡萄种植地的北纬45度线同样也穿越了中国的宁夏贺兰山、山西晋中、河北昌黎和山东烟台。1997年，印尼华侨陈进强和法国人詹威尔(Janvier)选择在太原市以南40公里的太谷县共同投资创立山西怡园酒庄。通过詹威尔的介绍，高林于2001年6月成为怡园酒庄的首席酿造师。

　　制作顶级的葡萄酒不能一蹴而就，一般来说，酒庄需要长达20年的投资回报期。葡萄藤栽下后第四年方可酿酒，酿造拉菲的葡萄年龄大都在45年左右。在美国这样的新世界[11.67 0.60% 股吧]，树龄七八十年的老葡萄藤亦不足为奇，但在中国，最老的葡萄藤仅有二三十年，而且呈零星分布无法进行规模化生产。“树龄这个物理条件的存在，是中国培养名庄酒不可逾越的门槛。中国出产顶级好酒至少还需要15年时间。”怡园酒庄董事长陈芳对《环球企业家》说。2002年，陈开始替父亲打理这一生意。

　　高林对改良中国葡萄酒的质量功不可没。在怡园的经历是他在中国真正从事酿造工作的开始。每天他开着摩托车到葡萄园，与350多位农民一起工作，手把手教他们。这个法国老头自己下地干活，而不是呆在办公室里，让农民感到很惊奇。做技术指导时，不太会说汉语的高林通过画图纸的方式，反复与农民沟通。

　　在怡园，高林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农户葡萄种植经验的匮乏。他坚持一定要葡萄熟到当地人认为“轻微腐烂”的程度才能采摘，愤怒的果农为此还围攻他和陈芳，把葡萄扔到他们身上。“农民很紧张，觉得再熟下去葡萄会烂掉，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摘，但这就是酿酒业的标准。”陈芳回忆说。

　　农户往往错误地从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方法中借鉴经验—他们更在意产量而不是质量。酿造顶级红酒的早熟品种黑比诺，时常招来鸟类光顾，产量很低，当地农民不愿意种植只能忍痛砍掉。这些“中国经验”是传统农业祖祖辈辈的积累结果，一时很难扭转。例如，从传统农业的“经验”来看，葡萄园的土壤太干了，农户会不顾警告，夜间偷偷灌溉。为了防止个别农民浇地，怡园员工不得不24小时守在水井边。由于农户们对种植中的时效性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修剪等工作必须在特定的生长期内完成，或早或晚都将是一场灾难，怡园不得不建立了每月工作计划来监控葡萄的整个生长过程。“但是我们可以详细规定农户种植葡萄的准则，却很难让他们从内心相信这些是种出好葡萄的标准。”陈芳说。

　　怡园坚持了高标准—其酿酒设备如不锈钢发酵罐和气囊压榨机来自意大利，玻璃酒瓶进口自法国，瓶塞亦由整块的进口橡树皮制成，橡木桶来自法国、美国和匈牙利，价值不菲的橡木桶每个超过6000元，每年至少还会淘汰1/3。为了挑选到气味最相匹配的橡木桶，陈芳曾试验过全球上百种橡木。

　　怡园把每亩葡萄田的产量严格控制在350到400千克，每根葡萄藤上只允许留下6串葡萄，而国内同行亩产多在2500千克左右。葡萄被确认达到糖酸度的完全饱和之后全部由人工采摘，从摘下、运输、分级、挑选到除梗破碎被限定在两小时内。但如此一来，怡园的吨酒成本直线上升，是本土同行的5至6倍。

　　“中国传统葡萄产地并不适合种葡萄。”陈芳说，“也很少有人做葡萄酒土壤和葡萄品种匹配研究。”怡园专门有六七个技术人员对此进行研究，一开始，怡园引进了11个葡萄品种，后来淘汰下来只剩下5种。

　　高质量为怡园赢得了声誉，并使之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民营葡萄酒生产商。2003年，怡园成为国内首个进入香港半岛酒店采购名单的葡萄酒生产商，此后，香格里拉、凯宾斯基等高档酒店纷纷选购其产品。全球三大品酒师之一的简希丝·罗宾逊在尝试了怡园的庄主珍藏系列后曾写道：“这是我品尝过的最好的一款中国葡萄酒，即便印上法国‘Chateau’酒庄出产，也不会有人怀疑。”2007年，鸿海科技董事长郭台铭曾秘密探访怡园酒庄，随行带有数瓶产自法国的顶级葡萄酒，盲喝斗酒的结果亦证明怡园品质最佳。

　　“一开始我也试图仿照波尔多葡萄园的模式，但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它们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而这样的积累不是我可以在10年内完成的。”陈芳说，“需要拿出我自己的风格。”

　　不过陈芳承认，怡园还在做试验，试图筛选出能够出产最上等葡萄的土地，但还做不到一行行筛选。而国外很多酒庄就是通过这样的筛选，做出不同档次的酒。

　　2004年，高林在怡园的合同期满，澳大利亚人肯特·莫其森(Ken Murchison)接替了高林。但无论如何，这段经历是宝贵的，高林不仅帮助怡园制造出多款荣获国际大奖的红酒，而且培养了数位葡萄种植的行家，其中一位叫梁百基的，目前正在位于河北的中法合作葡萄种植与酿酒示范农场任职。

　　中国的农民缺乏专业的葡萄种植常识，喜欢“越贵越好”的新富消费者在怎样消费红酒方面同样知之甚少。即使在富豪云集的品鉴宴席上，出错的状况亦时有发生。一次，圣皮尔邀请一位波尔多名酒庄主前来中国考察市场以寻求支持。但在吃饭时，这名庄主发现周围的人竟然用啤酒杯盛酒，并大口干杯，怒火中烧，摔下酒杯拂袖而去。在2007年ASC举办的另一场拉图堡(Chateau Latour)葡萄酒品鉴宴会上，活动开始前，其总裁兼常务董事弗雷德瑞·安吉拉(Frederic Engerer)就发觉口味不对劲，“专业”的醒酒师居然把醒酒的时间弄错了，原定要提前四个小时醒酒，但在开场前一个半小时才打开。在场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个差错，但法国人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最大侮辱。勃然大怒的安吉拉将怨气撒在ASC负责现场的一个女孩身上，把她吓哭了。事后，圣皮尔把这名员工送往拉图堡接受最顶级的醒酒培训，奇妙的是，居然促成了两人的姻缘。

　　类似的尴尬陈芳并不陌生。曾有一位客户问她，为什么怡园的酒不够甜，陈一时语塞：“就像你喝了很多年可乐，突然有人问为何它不是咸的一样，这没法解释。”

　　中国葡萄酒市场近几年正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哑铃型趋势—贵的愈贵，贱者愈贱。这种情况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一位经销商直言他做生意的秘诀：“在我们的店里，凡是卖不动的，就加价。”在欧美市场，消费者多倾向于10美元以下的葡萄酒，但在中国，红酒则属于奢侈品。顶级红酒的投资收藏热也方兴未艾，2011年伦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发布的“葡萄酒可投资指数”(Investables Index)上升了42%，投资这一液体股票的收益远超同期的黄金等。中国的需求功不可没。

　　帕克访问中国的时候恰是中国葡萄酒市场走向欣欣向荣的日子。圣皮尔耐心培育着酒迷—在他看来，这些人才是顶级葡萄酒的核心买家，人数虽少却挥金如土。国泰君安证券投资顾问杨志宏就是在类似的品鉴活动中对葡萄酒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杨这样描述过去几年中国市场的变化：“四年前我去参加品鉴会，只有2个中国人，其余全是洋面孔；两年前中国人则可以凑满一桌，不过半数来自台湾；现在半场都是中国人。”

　　烟台张裕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健估计国内葡萄酒迷群体总数可能超过100万，这些新富阶层多自建酒窖，藏品多达成百上千瓶。“酒迷还会依据葡萄产区、品种等进一步细分，国内消费鉴赏水平也将提升。”孙健对《环球企业家》说。

　　红酒消费热也带动了中国买家对酒庄的投资和收购风潮。今年2月16日，中粮酒业斥资亿元收购位于法国波尔多右岸的拉郎德-波美侯产区的雷沃堡(Viaud)酒庄，去年9月还并购了智利的一家酒庄(详情请于Gemag.com.cn查阅《波尔多诱惑》一文)。3月29日，珠宝商人沈东军成为第5个在波尔多收购酒庄的中国买家。

　　3月的一天，《环球企业家》记者造访了ASC在上海的总部，走廊里凌乱地堆满了大小各异的酒瓶以及尚未拆封的松木箱，圣皮尔的办公室地板上码放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开瓶器、冰镇器具、醒酒器和专业品酒杯。墙壁上挂满了照片，其中一幅是他与罗伯特·帕克大快朵颐的场景，被镶嵌在一幅巨大的酒单和菜单中间，那是由鲍鱼、蟹、雪花牛肉以及七款不同年份的顶级葡萄酒所组成的令人难忘的盛宴的一部分。“15年来，什么时候是ASC最好的年景？”《环球企业家》记者问他。“当然，是现在。”圣皮尔回答说。